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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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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谭政针对广西地区和湖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严格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的前提下,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与新区改革工作。

  就在谭政指导剿匪过程中,到1949年12月中旬,中南剿匪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后一股顽匪,则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后一仗。原来,此时粤桂边战役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白崇禧所视为最后支柱的几个主要兵团都已一一被歼,只有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还残留着黄杰兵团的一批残兵败将。曾经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这群匪徒,慌慌张张逃出了南宁,经过绥绿、恩乐到达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区,企图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

  我剿匪部队在谭政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原则指导下,从钦县北面冒着连日阴雨,翻越崎岖难行的十万大山,向中越边境兼程前进,于12月13日抵达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以突然和极迅速的动作,将未及逃往越南的黄杰部后卫主力九十七军截住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

  12月14日中午,我军发起了强烈攻势。连做梦也设想到解放军会昼夜兼程抄小道而来的敌军官兵们,经此突然的攻击,就无能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当炮声刚刚响起的时候,那些愚蠢的敌军官们还满自信地以为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攻击,不很在意,直到炮声越打越紧,公母山战地上空又出现了四架法国飞机时,昏了头脑的敌军参谋长伍国光又错误地认为是“法国人的误会”,并大发脾气地连声大骂法国人是“蠢猪!饭桶!混蛋!”,并责骂“是谁去跟法国人交涉的?一点事都不会办,倒叫法国人打起我们来了!”

  然而,不管敌人怎么样的叫骂,我解放军指战员们,早已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以高涨、旺盛的士气,擦掉枪上和脸上的尘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顿时布满了飞跑冲锋的我解放军战士。慌乱的敌人蠕动在山岭和山坡上,茫然无目标地向山下开炮扫射。在我火力掩护下,八连连长蔡子祥以一个排正面攻击一个山头,自己则带着另一个排从敌人三面交叉的火网中向纵深猛插。当抢占制高峰的战士们刚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六个敌人己抢先占领了山头。

  山势陡峭无路可寻,战士们从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着草根、树根、树枝奋力攀援。这时,抢占山头的敌人已把机抢架好,八连一排的全部战士和后续部队毫无隐藏地暴露在这架机枪的杀伤范围内。在这最紧要关头,攀登在最前头的八连三班代班长谢纪忠,以极勇猛的动作绕过一个小山头,出现在敌人的侧后,他把冲锋枪一摆,指着六个敌人喊道:“缴枪不杀!”敌人乖乖缴了械,这架正待发射的机枪就这样缴过来。这位勇土夺过机枪,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头,向山坡敌人猛烈扫射,迫使敌二十六团团长和部下举手投降,其余散乱的敌人,群龙无首,毫无斗志。这样,前后共四个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敌九十七军军部、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补充团连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共四千余人都当了俘虏。两广大陆上的最后一股残敌,悉数被歼,在南方国境线上,到处响起了胜利的号角。

  谭政所指导的中南剿匪胜利结束。

  夜,已经很深了,谭政房间的灯依然亮着,谭政坐在桌前,时而紧蹙眉头,时而伏案疾书。室内静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码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和文件陪伴着将军的思绪。谭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爱动脑筋的人,井冈山时期,谭政跟随毛泽东作秘书,便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现在两广剿匪结束后,谭政便不自由主地总结起我军中南地区剿匪的经验。谭政翻看着自己即将写完的文稿,他已经总结了我军中南地区剿匪过程中斗争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二是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进军,转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三是匪特扰乱,交通阻隔,供应困难,生活条件艰苦。

  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

  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

  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

  “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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