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谭政又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出指示，指示东北我军各部队，利用冬季攻势发起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继续开展诉苦教育和以学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为中心内容的阶级教育。
同时，鉴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我军即将解放更多的地区和城市，加之土改后期东北出现过“左”的偏向，谭政及其所领导的“东总”政治部根据10月10日中央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此期间的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加进了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
早在1947年9月，东北我军秋季攻势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10日，公布了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尔后，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东北局发出了《告农民书》。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发出了《传达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关于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及深人土地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各部队以刘少奇的总结报告为主，首先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会议文件；对战士则着重解释《中国土地法大纲》与东北局的《告农民书》。
对于谭政等“东总”政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东北我军各部积极、全力加以落实贯彻。如六纵队政委赖传珠，在政治部发出指示电的当日，就来到岔路河方强师，商量并决定此后三个月的政治工作，并确定其工作中心应解决两个问题：
（一）整思想。（1）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偏向。（2）克服保守自满情绪。（3）克服右倾情绪，提高积极作战精神，要建立六种作风及制度等。
（二）诉苦坦白运动，先搞第一个，然后搞第二个。
再如，1124日，独二师对“东总”司令部（含谭政的政治部）工作的两个指示，贯彻、研究讨论的情况是（摘记）：
（一）强调工作思想：（1）发挥高度工作热情；（2）一切为了打胜仗；（3）多作具体工作。
（二）改变工作习惯与作风：（1）抓紧一顿饭的机会；（2）不怕疲劳严寒；（3）自发主动工作；（4）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5）工作随到随办；（6）多收集和熟悉情况；（7）严格执行制度。
（三）改变战斗总结方法：（1）采取典型总结；（2）战斗结束立即扼要上报；（3）深入班、排，选择典型战例；（4）参谋长、作训参谋，为典型战例写稿。
通过“东总”及其政治部的冬季攻势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东北我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得到了增强。仅以我四纵（司令员胡奇才后为吴克华，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刘澜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为例，1947年12月11日，纵队接到“东总”命令，即刻从清原南下，回到以前老战区安奉路。
14日傍晚，又由通远堡、连山关一线出发，以勇猛奔袭动作，向沈阳、本溪、辽阳之间的三角区楔进。时逢冬季大雪，雪地奔袭，十分困苦、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和敌机的轰炸、扫射，部队须经常日宿夜奔，出敌不意地远距离穿插。每次出门，都是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指战员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脸都用毛巾包起来。部队在没膝的雪地里艰难跋涉，吃睡不好，饥寒交加，人困马乏。然而，在部队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作用下，指战员行军吃苦的能力非常强，仍然一夜走一百里以上，有时走一百五十多里，每次出发都是途中不休息，直奔目的地。如果稍有停顿，也不敢坐下，只在原地踏步，因为一不运动，就可能冻僵身体，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在冰封雪飘的大地里，从纵队司令员、政委到战士，都是一样靠两条腿走路，行军力本身就是战斗力。哪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干部模范作用强，行军速度就快，就能赢得时间，抓住战机，取得胜利。部队指战员都明白，要大量歼灭敌人，就要大踏步前进，大打运动战。许多干部战士说：“四保临江，那么苦都熬过来了，如今是战略进攻，向胜利进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指战员们在政治工作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向西南方向猛插。不久，我四纵战区就从中长路以东移到路西，从山区下到平原，从解放区推到敌占区。
同时，谭政在进行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当时，在部队中由于个别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曾发生了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东北有名的“马玉事件”。部队的问题，特别是“马玉事件”对谭政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主持政治部、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
在经过广泛的土政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针对六纵十六师六十四团存在严重军阀主义等错误，1947年11月26日，谭政以“东总”政治部名义通电东北全军：十六师六十四团在海伦打伤员及送出伤员十余人，经检查该团存在军阀主义、地主思想，并包庇地主，干涉土改，团长副团长下命令与伤兵打架，政委腐化堕落，二十八日十六师称，已将该团解散。在东北土改后期，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表现，主要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甚至同中农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滥征车马，宰杀耕牛，损害中农利益，违反工商业政策等。
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在罗荣桓的支持下，严肃认真地一一加以纠正。
1948年1月30日，以“林、罗、谭”名义及时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较好地纠正了这些问题。
这样，在冬季攻势前和冬季攻势过程中，由于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坚强有力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我军的刻苦力、耐寒力、行军力即战斗力。
在冬季攻势中，气温常常下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夜晚在野外行军作战，赤手伸出一分钟，就冻得麻木难以屈伸，湿手摸枪身，铁质部分会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里卧上几分钟，也会冻得爬不起来，常有机枪、六〇炮在连续发射中因乍热而折断撞针事，很多指战员冻伤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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