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让大路占两厢 干部下农庄
1946年3月下旬。吉林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
北国的早春虽已来临，外面的世界却依然冰雪覆盖，寒风凛冽。梅河口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室里，却争论得热火朝天，激烈非凡。
东北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
谭政，作为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次自他赴东北以来较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东北局全体成员、在东北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共四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3月6日先在辽宁北部抚顺召开，不久国民党进攻抚顺，东北局撤迟到吉林南部梅河口继续开会，会期将近一个月，史称“梅河口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目前东北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确定了新的方针和部署。1945年8月10日、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伪军投降。其中第2号令，要求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所部，由现驻地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在冀、热、察边境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残余。8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千余名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开往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民主政权与地方部队。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伍修权、叶季壮当即启程飞往东北，于9月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告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式成立。
为实现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9月11日，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与部署，继续调兵北上。从8月中旬到11月底，开入东北的我军部队共达十三万人，调集各解放区干部进入东北的达二万人。各部队到达东北后，遵照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军，省联防军名义，组织和发展军队。根据中央1945年10月9日指示精神，东北临时军事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伍修权为参谋长。10月31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军，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撤销），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1946年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政治部主任改为谭政。6月16日，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国民党反动派乘东北停战协定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继续向沈阳及外围以东以西扩大进攻。3月13日国民党进占沈阳，21日占领辽阳、抚顺，24日进占铁岭。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先是（1945年12月底）撤离沈阳，迁至本溪，1946年2月底，又由本溪迁至抚顺，3月20日又从抚顺迁至梅河口，4月下旬又从梅河口迁至长春，5月21日又从长春撤至哈尔滨。
就在2月末、3月初国民党向沈阳以东以西方向进攻的同时，获悉苏联红军准备从四平、长春撤兵，国民党为了夺取四平、长春作为向北满进攻的基地，进而夺取全东北，实现独占东北的计划，令新一军经沈阳沿中长路猖狂北犯。
面对这复杂多变的严峻局势，自3月6日开始，已迁至抚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
谭政1946年1月奉调来东北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由沈阳迁至本溪。他来到本溪报到后，便开始了他为时三年的东北政治生涯，为东北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为发动东北人民群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在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中，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会上，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对东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方针。
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把“长春铁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中心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又多次指示东北局，重申上述方针。
此次，鉴于19的年4月前后四平保卫战的失利和长春、吉林等大城市的得而复失的严峻局面，东北局召开了这次对改变东北斗争形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决议》一是指出了必须“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自力更生，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二是强调了“必须坚持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方针”，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的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三是突出了发动农民的重要性，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成为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建立农会”，使乡村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农村建立党的支部；四是号召东北党的干部“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斗争。
在讨论《决议》过程中，谭政兴奋地谈道：“这个决议写得很好，它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了东北地区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严酷现实。根据这一出发点，我们目前工作重心与城乡关系的确定也是正确的，只能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进攻、防守大城市，而是准备力量，发动农民群众，为此要组织工作团下乡，要建立好农村的政权，要建立好党的农村支部，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整顿，严明纪律……决议对我们各项工作的规定、要求也是正确可行的。”
“另外，决议用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标准，这就把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提到了党性的高度，这种认识与规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贯彻到部队中去，而且应该推广、贯彻到农村中去、农民中去，决议的精神实质不仅是东北目前战略方向的转变，也是对东北农村的一次彻底的政治发动！”谭政边讲边辅以手势。由于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语调微微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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