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三”的首句，他写下了这样的注释：“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罗瑞卿在同妻女的早晚散步中，谈论着许多话题，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谈话中更多的是在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中萌发的一些疑问：
如果说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罗瑞卿？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说到江青时只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
罗瑞卿更多的是在详细的读报中寻觅着政治变化的轨迹，研究着江青一伙闹腾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当报纸上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时，罗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周总理和老同志的，罗瑞卿还与来访的老干部说很多话，尤其是皮定均、李志民和廖志高等。谈话间，罗瑞卿一次又一次在手掌心里划着三点水。有一次，皮定均对罗瑞卿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
但是，罗瑞卿并不能在这里安静地住下去，形势的变化急剧而揪心。这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冬天，“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日益猖狂，他对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领导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1976年1月10日，罗瑞卿返回北京，参加追悼周恩来的活动。2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从此，罗瑞卿的住所失去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加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在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
精神传达后，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们肯定是些短命鬼。”7月8日，返回北京参加追悼朱德的活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再返北京参加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在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罗瑞卿以身残之躯和所有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不住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失声痛哭。会后，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而此时，噩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仅仅一个月之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第十四章 桑榆晚争朝夕 为霞尚满天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剜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进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当然，经过十年动乱，也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此时确实可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啊，但中国历史毕竟在徘徊中前进了。
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即是此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这项工作同其他一些重大工作一样进展十分缓慢。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陈云书面指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此时，陈云、王震直接在会上提出来了。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同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罗瑞卿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自觉地做着他应该做的工作。1977年年初，他同杨勇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3月8日，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5月24日至7月15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了《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1977年春。一个温暖的夜晚。南京人民大会堂里。
被禁锢了十四年之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终于又同观众见面了。
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席上一位两鬃斑白的老将军热泪盈眶了，他就是罗瑞卿。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十四年前……
1963年初，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京首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推荐并多次陪同观看了演出。在他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看的次数最多的一出戏了。他陪同周恩来走上舞台接见演员，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对“霓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教育意义很大，并提议全军话剧团都排这个戏给部队演出。不久，这出戏便成为当时全军以至全国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出戏。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同他一起受到诬蔑和诽谤……此次公演，他正在南京，怎么能不再来看一看呢？……
“哗——”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将军的回忆，原来剧已演了一半，要剧场休息了。罗瑞卿向陪同人员提出，要见见几个演员。演员们马上来了，罗瑞卿同他们握过手，在轮椅上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积极支持者，为了支持这个戏，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身旁的夫人郝治平，又对陪同人员说：“我想在演出结束时见见全团的同志们。”演员们听了，都兴奋地拍起手来。陪同的人员怕他太劳累，行走不便，劝他不要上台了，等观众走完后叫台上的同志们下来。罗瑞卿坚定地说：“不，我可以上去。”
戏演完了，罗瑞卿一直等在剧场里，直到观众全部走散，他坐着轮椅来到舞台的台阶前。轮椅停住了，他示意警卫员扶他站起来，从郝治平手里接过拐杖，然后，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地走上舞台。
剧团的同志们列队欢迎他，一个个含着热泪，激动地热烈鼓掌。
走到台中央，罗瑞卿轻轻地推开搀扶他的警卫员，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影高大魁梧。郝治平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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