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走上军队和国防领导工作岗位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其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的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印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渐趋尖锐化。
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当时党内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
罗瑞卿就是在这多事之秋走上军委领导岗位的。他坚决地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维护党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健全全民防御体系，消除边境不稳定因素，来往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
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1960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
1961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
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1961年1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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