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
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
“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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