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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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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原来,1932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

  “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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