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如果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能象陈毅所说的这样来领导，那就必然能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及工农兵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地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
文艺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党内”有人不满意了。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怕什么？怕“翘尾巴”。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有的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陈毅，“二月逆流”中成为“黑司令”是理所当然的。
※第十三章 外交风云
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他
1954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悬，嘉宾满座，共赏节日焰火。
陈毅副总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机会。后天他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须请示与商谈。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正式获知这一决定是在5天前。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投票选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晚，邓小平在勤政殿告陈毅准备出访东德，他慨然应命，并得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当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说“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实际。陈毅早已表现出外交的才华。早年勤工俭学时作为留法学生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的谈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关教堂大门口与法国神甫的洽谈；1945年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美蒋关系的重要意见；1946年停战时期和美军代表的折冲周旋：都表现出他是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党范例之一。他的“惧”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但是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毛泽东与外宾应酬过后，陈毅便上前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东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泽东的谈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1946年，毛泽东即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
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有浓厚兴趣，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要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并参加其国庆5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陈毅花大量的时间综合了解德国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谈话，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科学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当晚，风尘仆仆的陈毅便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情况的汇报。其中特别谈到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经验，认为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接着，陈毅又起草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新中国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陈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他的外事活动，获得宝贵经验的。
真正使陈毅领略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经历。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5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14.4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3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愤慨而担心：周恩来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4月16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拢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人民中国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19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国搞“渗入”、“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一触即爆。下午紧接着要发言的周恩来将作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产生分裂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4月19日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和陈毅等深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发言一完，会场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
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陈毅后来向人说：“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范，是给我们代表团学习得最多的一点。”他易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一次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生”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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