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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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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中央分局的这些决定和部署,在战略指导上只是局部的转变,还没有把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从“三角地区”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主动打击和牵制敌人。

  在12月,陈毅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先后于1日、20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了8条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就概不加以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

  但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陈毅作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2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

  1月份,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直至2月5日,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称“决议详情续告”。

  2月4日是阴历元旦。2月7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由翟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个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翟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①他们在2月24日于水口村被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仅邓子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谭震林会合。

  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参予决策和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张,不宜再等“续告”,急需提前行动。于是决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部队迅速由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贡水之南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同时,安排翟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英妻子)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到禾丰后,2月13日,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决议指示:“1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

  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机活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必须“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27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心情振奋。它为中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

  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甫、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在2月中旬才下这决心,在中旬未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9路突围中,有3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1个连去闽西。

  其他6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其中有中央分局委员贺昌、梁柏台以及阮啸仙、刘伯坚、周以粟、廖昔昆、杨英、李翔梧等。

  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陈毅负责疏散安置。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祠堂里,陈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陆续动员疏散了4000多人。这次,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

  2月28日,项英、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

  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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