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立剧校的背景是复杂的，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时又属教育部。支持剧校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负责人张道藩，此人原系南开大学毕业生，后曾到英国伦敦学习美术，不久又到巴黎学画。这位来自贵州的阔绰公子，无心于学业，只不过为了镀上一层金罢了。他回国后便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对戏剧有所爱好，也曾编过《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样子的剧本。他搞戏剧是为国民党作宣传的，正是他的主意才办起剧校来。他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从背后控制了剧校。他不允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对学生训话：“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有CC分子，有CY，你们是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张道藩不准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做。而这里偏偏又有共产党人在进行活动，最出名的是石蕴华（杨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张道藩没料到在他眼皮底下还有共产党人在活动。
曹禺来到剧校，最难使他忘怀的，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
石蕴华，就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有名的所谓“潘杨反党集团”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潘”，就是潘汉年。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现在已得到昭雪。潘汉年早已冤死狱中，杨帆出狱后已成为一个身染重疴的废人。杨帆未来剧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运动，并曾被捕入狱，释放后，奉党组织之指示到剧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为人机智干练，待人热诚，很善于团结老师和学生。他常让学生去听抗日的演讲，鼓动激发同学的抗日热忱；他还组织学生搞读书会，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据叶子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石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叫孙晓邨的朋友，孙晓邨倡议成立读书会，参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们常去一位女同学家聚会。”有一次，张道藩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训话，同时派人去搜查宿舍，石蕴华作为秘书也参加搜查。事后，同学质问他：“为什么搜查我们的宿舍，难道我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吗？”他便悄悄地对学生解释说：“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没有真搜，是应付张道藩的。”石蕴华不仅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于接近老师，和老师交朋友。曹禺来了，他便约着曹禺和学生到马彦祥家里去聚会，有时在一起吃饭，有时一起到郊外游玩。很快，他就和曹禺成为十分熟识的朋友了。一天，他俩在操场上散步，石蕴华以低沉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唱得格外严肃，那悲壮的歌声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问曹禺：“家宝，你说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曹禺答道：“好听。”他说：“这就是《国际歌》”这是曹禺第一次听到伟大的《国际歌》。他还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说：“现在常讲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虽不能说无话不谈，但他不避讳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饭谈天，或抨击时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大骂张道藩。那时，白色恐怖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对曹禺无所顾忌，赤诚相见，这种坦白的襟怀和对人的热诚，使曹禺每回忆起他来都很激动。
来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谈话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找个机会得以拜见他久已敬仰的鲁迅先生。他已把日译本《雷雨》寄给鲁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诲，那时进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巴金是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鲁迅先生联系，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应于10月19日在大陆新村寓所接见他们。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将拜见鲁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来，向曹禺报告了鲁迅先生于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这使满怀欣喜的曹禺突然陷于惊愕茫然和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几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赶往大陆新村。此刻，鲁迅的住所沉浸有一片悲恸的氛围里。曹禺于生前不能拜见鲁迅，现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遗容。他木然地垂立在先生床前，只听得萧军在那里捶胸顿足号啕恸哭，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当时，他只有震惊和悲痛，也顾不到其他了。他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在那伟大的送葬行列里，浩浩荡荡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连结在一起。人民热爱鲁迅，鲁迅在人民心中。文坛巨星的陨落，集聚着生者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奋斗。每当曹禺讲起这次未能得以实现的生前会见，就感慨万分。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鲁迅先生的逝世，给他以激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人民而创作。
曹禺来南京，自然是和郑秀商量好的。1936年暑假，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了，她的父亲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由父亲的推荐，她在南京政府的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主要工作是审核大学经费。平时，她住在自己家里。她办公的地点离曹禺的住所四牌楼很近，午饭便到曹禺那里就餐。应当说，他们的恋爱生活还是正常的，但也免不了一些小的争吵。郑秀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主要出自传统的门第观念，但是，眼看郑秀和曹禺的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也就不再执意作梗了。就在他们到南京不久，于1936年10月27日在南京平仓巷德奥瑞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郑秀回忆说：德瑞奥同学会类似一个国际俱乐部，在那里举行订婚仪式，事先发了二、三百份请贴，国立剧专的同事，戏剧界的朋友，还有其它一些亲友。他的母亲特地从天津赶来。巴金和靳以是专程坐飞机从上海来的，那时上海到南京的飞机航线才开辟起来，机票25块钱。他们带来的礼物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从美国进口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会叫人，当订婚仪式即将结束时，田汉也来了，他拿了一幅中堂来作为礼物。晚上，在家里有个家宴。这个订婚仪式还热烈，但是，在热闹中也正在孕育着痛苦的种子。曹禺对郑秀的追求充满了幻想，那种热烈的劲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更加深沉而是逐渐冷却。性格的歧异已经显示出来，订婚后，连剧校的一些同曹禺接近的同事和同学都有所察觉。石蕴华就看到这门婚事中所蕴藏的潜在危机。一个同学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曹禺有一种内心的痛苦，是因为已经恋爱好久了，就不好再改变，就不得不订婚。”石蕴华是1937年初离开剧校的。有一次，他回到南京，把曹禺、马彦祥和叶子找到一起谈心。石蕴华非常爽快地问曹禺：“家宝，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这似乎真的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不吭一声，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愿回答。曹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能用沉默，久久的沉默来对待生活中的挑战，很少把内心的苦痛和辩解倾诉出来，而把它封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曹禺在剧校的生活是愉快的。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剧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话剧的爱好者，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演剧活动，是有事业心的。另外，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有勇气的青年，那时的社会风气把演员看成是“戏子”，把演戏看成是没出息的职业，加之话剧还是个新兴的剧种，职业话剧团很少，毕业后连谋生的出路也没有保证。特别是女同学，不是大胆冲破封建传统的舆论束缚，那是不会报考剧校的。像现在影剧界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如凌子风、石联星、项堃、叶子等，都是当时剧校的学员。正因为这些学生热爱新剧，对曹禺来剧校执教抱着深切的期望。曹禺的教学没有使学生失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渊博的戏剧知识和绝妙的教学艺术，博得学生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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