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同学沈敏基介绍，参加了在英租界耀华里举办的一个短期讲习班。在这班上，他曾听过王芸生（后来任《大公报》主笔）讲工人运动史。正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在课堂大骂蒋介石，激昂慷慨。曹禺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
在高中时代，他虽然还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献身牺牲的事迹，也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很崇敬李大钊的，李大钊的英勇牺牲，使他悲愤不已。
他是北京《晨报》的忠实读者，1927年4月8日，他从《晨报》上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这之前，敌人已经多次进行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李大钊同志，使他屈服。《晨报》是这样报道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李大钊英勇不屈的表现，使曹禺更加尊敬这位夙享盛名的学者。但是，他没料想到军阀会杀害这位教授。1927年4月29日，他一打开《晨报》，就为李大钊被害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了。4月28日上午10时，军阀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宣布开庭判决，对李大钊，还有范鸿劫、谭祖尧、杨景山等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当天下午李大钊被押解到西交民巷看守所秘密杀害时，“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后来曹禺回顾说：“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一是李大钊的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页上印着特大的黑字标题，下面详细描写李大钊和他的同伴们从容就义的情景。那段新闻文章充满了崇高、哀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悲愤。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再就是郭中鉴同学给他的影响了。
郭中鉴和曹禺是同班同学，他长得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他的功课，他的品行在全班都是佼佼音，大家都一致推举他当班长，是很有威信的。他平时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读书，待人诚恳，为人正直。突然，有一天，他在校外被特务抓了起来。这时，曹禺才听同学说，郭中鉴是个共产党。平时，他对郭中鉴就很佩服，他的被捕又不禁使他愕然了，心中激荡着不平。后来，他听说中鉴在军阀监狱，受到残酷拷打，但始终不屈服。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愤怒地把手铐朝着法官击去，他是在北伐革命的高潮中，被军阀杀害的。曹禺说：“他使我永远难忘，到现在还忘不了他那沉默中的英气”。
这些可怖的人事，使曹禺冥眩不安，死命地突击着他，灼热他的情绪，增强他的不平之感。他苦苦地思索，但却不能得出答案。
以他当时的思想和处境，都不可能使他奔向革命，但是，正义之感却总是充溢胸怀。
可是，如今他又对林肯热衷起来了。
在大学的生活中，他的思想更加活跃了，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在探求新的知识，在追求新的道路。他读《林肯传》，使他对林肯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也许是林肯的生平就带有传奇的色彩，他那荒野童年的艰苦岁月，他那从小就刻苦奋发的志气，都对曹禺有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林肯以一个平民身份而投入政界，致力于解放黑奴的伟大事业，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直到他被敌人暗杀。像林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的斗士，在青年曹禺的胸怀里燃烧起争取自由的火焰。
黑沉沉的社会，哪里有一丝儿民主，哪儿有一毫的自由！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也是坟墓般的空气。他十分敏感，处处感到窒息，闷得要死了。他不懂得政治，但是他却为林肯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为这种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了。他崇拜着林肯，他更崇拜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在美国葛底斯堡发表的一篇演说。他把这篇英文稿几乎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葛底斯堡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这是为纪念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为自由而捐躯的战士。这次战役被称为近代战争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同盟军2.8万人。自由和民主正是在血和火中争取来的。林肯正是在这样一次伟大的战役之后，发表他的讲演的：
87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就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我们不能够圣化，我们不能够神化。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
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也不会长期地记起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全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以便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这篇演说为当时的《芝加哥论坛报》赞为“永垂青史”的“献辞”，《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称它是“无价之宝”。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指出：这篇演说，是因为他用最朴素最精炼的语言，说出“民主值得人们用战斗争取，自由值得人们用生命去换取”。“自从就任总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引人注目的场合下喊出了当初成为革命战争口号的杰佛逊的名言：‘一切人生来平等’——而且毫无疑问，林肯认为黑人奴隶也是人。”曹禺好像第一次在《林肯传》中感到自由，民主这个字眼的内涵，领略到它的神圣而伟大的价值，特别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成为他的一个理想。他热爱这篇演说，直到晚年，他仍然可以用英文把它朗读出来。可见，当年林肯的确像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的心扉，林肯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曾鼓动着他理想的风帆。当然，他不是要像林肯那样去做一个政治家，而是激起他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希冀，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追求。这一切，对于一个还没有明确政治意识的青年来说，在那时，又是何等地宝贵呵！
他是在东撞西撞，但是他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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