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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2.8 读《群学肄言》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了。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为《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戊戌时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态度却日趋保守,对中国旧学日益推崇。这里指的“新”,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想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译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自这种企图。当时就遭到章太炎的驳斥。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15年9月黎到北京任职之后,毛还同他有书信往来。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见仰慕之深了。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1915年7月15日、20日)。

  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16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8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己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第十篇“流梏”,讲的是行业的偏见。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事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同蔡的交往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严复译书,用的是上乘的典雅古文,这译笔使它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争取到了读者,却使今天的读者感到了困难。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群己权界论》,都已经有了白话文的新译本,希望《群学肄言》也能出一个白话文译本。尽管比起斯宾塞的其他著作来,这本书并不是怎样重要的,就凭它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过毛泽东,对于每个有意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人,想必都会有兴趣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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