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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3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的。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的。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的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言行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

  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来说明主观指导于战争的影响,又曾用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败于楚军的事例,嘲笑了“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道理。

  《春秋左氏传》,毛是把它作为历史来读,从中汲取养分的。《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功夫。

  关于旧时这些蒙学读本,上面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经典古籍属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料,乃专家学者所治专业。现在的青年人不必去读。40岁以上的中年人,消化能力强了,世事人情懂得比较多了,这些古书(包括《幼学》、《三字经》等)倒不妨浏览浏览,可以明白古人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对待人生宇宙,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心得体会。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学堂已经开设了。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书。他是在结束私塾生活,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才进一步通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呼吸到新思潮清新的气息的。因此,毛在私塾阶段的读书生活,具有转变期的矛盾的特征。虽然科举已废,但所学的内容仍为“四书五经”;虽然学堂已开,但当地的私塾教学方法依旧;虽然毛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仍旧要按塾师的规矩死记硬背。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他此后对国情的认识大有裨益,但也可能因此,使他过分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误解了许多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储存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联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① 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巴金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②

  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于毛泽东探究古籍,活学活用,有极大帮助。总之,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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