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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40章 “一推、二拉、三打”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毛泽东说出的“道白”。

  分镜头是:

  陕北。某室内。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毛泽东在听取了常委的意见后,跷起腿,使劲地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拧”,坚定地最后拍板式地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托着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你们看过陕北的毛驴上山吗?陕北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也要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让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上山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这样决定啦!”

  1936年冬天,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但是,在当时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感召下,也不愿意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去。因此,他们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依然决然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魁。

  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是他;

  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

  发动十年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的,还是他;

  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把我国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仍然是他;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时候,继续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的,依然是他。

  蒋介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谓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当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也议论纷纷,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就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主席派代表赴西安处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特别是要处理好蒋介石的善后事宜。

  正是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这使当时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别是一些党内、军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

  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毛泽东说: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了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有的学员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就是将他这个屠夫“千刀万刮”、“碎尸万段”了,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了吧!主席,你可要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做主呀!”

  毛泽东来到那位鸣不平的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进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呐。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利、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的学员还提出疑问:

  “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抓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了?”

  毛泽东进一步地解释道:

  “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势力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整建制的军队还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得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创造条件。”

  当时,还有学员担心地问道:

  “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悠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处理西安事变呢?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杀掉蒋介石,这样将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

  还有一种前途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两种前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这是我党领导人需要迅速反应,作出抉择的。

  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事变发生后,日外务海陆军三省决议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的进行”。实际上则是积极地进行挑拨离间,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在他们看来,只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之成。日本外相有田还召见中国大使,扬言南京如与张学良等进行妥协,则日本政府不能继续采取“静观态度”。显然,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指望中国内部大乱,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第二种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释放蒋介石,人们可能会想不通,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而内战如延续下去,那么这次事变便无异为日本侵略者开了一条通路。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此,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同蒋介石谈判。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一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基于当时的情景,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正确的解决。

  捉蒋-----放蒋----迫蒋。

  这就成了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品格和胸怀,在处理中华民族利益问题上留给史册的最为精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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