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
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个别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收回了。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和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那么，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层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照会全文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谨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的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
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其宣传重点是“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1950年1月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当艾奇逊1月12日关于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至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当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因为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年9月苏联领导人还专门为此做过决议。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在是年9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在朝鲜南方的“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不仅战时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当时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开辟了中苏同盟的新天地，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同盟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日译文发表在(日)《思想》杂志2001年8月号，英译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2年第3期，俄译文发表在(俄)《远东问题》2002年第4期。现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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