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抒，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学》是个纯文艺刊物，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涉及政治。”
“好的，我就这样对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来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傅东华说着也笑了。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傅东华：《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后才能排印；版权页上编辑者不能署“文学社”，要署上主编人姓名。
怎么办？《文学》编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从第二卷起，主编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暂不露面。
《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的新年号稿子送到了印刷厂，坐在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官，利用审查办法滥施威风。他见到巴金的长篇小说《雪》，抽了下来；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也抽了下来。巴金为新年试笔一栏写了一篇短文，检查官下令：“巴金”不行，改成“比金”！他又指着《文坛何处去》这个特辑中的文章说：“张天翼、郑伯奇的这八篇文章，都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统统不能要！”
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谢冰心为新年试笔栏写的文章，还有茅盾用“惕若”和“蒲牢”两个笔名写的两篇文章，却逃过了检查官的板斧。
当博东华把被检查的结果告诉茅盾之后，茅盾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写的《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这篇评论，居然蒙过了检查官的眼睛，大概是因为：一，他一时还不知道‘惕若’是谁；二，他大概以为书报评述而况又是贵族式的清华园出刊的周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读也没读一启蒙就轻轻放过去了。检查官老爷的本领主要是辨认作者的姓名，凡犯忌的名字，不管文章内容如何，一律抽去。他哪里会知道‘蒲牢’是鄙人呢？其实，这位检查官老爷对文学是一窍不通的。你看──”。茅盾让命脉东华看冰心的文稿。
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面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中的山川人物。
命脉东华看后问茅看：“你是说这文章的寓意──”“对！”茅盾接口说，“检查官看不起懂其中的象征意义。”
“冰心就这样过关了。”傅东华做了个手势说。
“这叫做过关手术。他们不是骂左翼文学是‘妖魔’吗？我们就来它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茅盾说，眼镜片后闪着铰黠的光。
“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查官的大抽大砍，毕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过去，他们编的《文学》从不脱期，而这次的二卷一期却脱期半个多月。茅盾和傅东华两人实在不甘心，就拟了一则启事，在这一期上刊出：
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种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
茅盾对傅东华说：“明眼人一看我们这则启事，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1月22日，郑振铎从北平来到上海。他听茅盾说，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目前施展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茅盾又分析道，“不过，他们这样乱抽乱砍，也使我们忙于应付，而多数作者是等着稿酬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是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避开这个爷头，化被动为主动。”郑振铎说完思忖起来。
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茅盾估计，这四期专号中，有三期是国民党检查官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的作品。
三人作了分工，由于郑振铎远在北平，联系不方便，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给他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它三期专号仍由茅、傅共同负责。
过了一天，茅盾和郑振铎一同去拜访鲁迅。他们向鲁迅谈了《文学》打算连出四期专号的想法，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
但是他说：“《文学》能继续出下去吗？我有点怀疑。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
果然如鲁迅所料，《文学》第二期送审的稿子，又被检查官抽掉一半。他们只好从存稿中再挑一些丝豪无“违碍”字句的去顶替，或者换上新的笔名。茅盾的短篇小说《赛会》，用了“吉卜西”的笔名，而得到通过。
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御用小报在“文坛消息”中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行停刊。
茅盾立即起草并在《文学》上刊登辟谣启事，声明“文坛消息”“全与事实不符”，“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由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尚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绵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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