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０日凌晨２点刚过，刘少奇刚和王光美通了电话，便收到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看得出来，满头银发的国家主席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布置运动上历尽艰辛，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他问秘书：“各学校反工作组的逆流打下去了吗？”
“基本上打下去了，但还有极少数的右派势力在活动。清华大学有个叫蒯大富的学生要夺工作组的权，很嚣张。”
刘少奇边听边翻刚送来的文件，很快便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他没顾上再和秘书寒暄，坐回到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很认真地看起那份简报来：
“6月18日上午９时至１１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时，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予以制止。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下午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指出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斗争，这样乱打乱斗有害于革命运动，要警惕有假左派出现，个别坏人要追查责任。今后各工作组要加强领导，重申中央规定的八条，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干扰斗争，把混进学生队伍中的一小撮坏人挖出来，以严肃处理……”
刘少奇拍案而起：“真是无法无天！”
作为国家主席，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国上上出现这种践踏法纪的野蛮行径。他每次激动时，胸脯总要隐隐发痛，好在这种常有的疼痛他已经习惯了。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他知道，在这个充满阶级牛争的社会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然而热衷于喧嚣、混乱、荒唐、残忍、害人的人几乎绝无仅有，但现在也出了不少这样的天才。他们甚至渴望那种在冒险中才能产生的高度兴奋和刺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纪不应允许这类现象滋生。
几乎未加思索，他便在简报上批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直到秘书催他该休息了，他才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来，合上眼睛。然而对他来说，入睡总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朦胧中，他总预测着将会有什么事情接踵而来。
６个小时后，就在刘少奇的家里，举行了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
邓小平、陈云、朱德、陈伯达、康生几乎是同时到了福禄居院内的办公室里，李雪峰早到１０多分钟，已经向刘少奇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特别是６·１８事件的经过。他们看到国家主席的面容非常难看，脸朝着李雪峰凝视了一会才转向他们。陈伯达本想说什么，看到这个情形喉结滚动了几下，硬把那些话吞进肚里，只是干咳了两声。
“你们看到第九号简报了吗？”
众人都点点头。
“这是一起暴行，”刘少奇厉声说道，“是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发生的有损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的丑闻。这是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总理于６月１６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但去了，要不他看到这份简报是会气昏的。”
刘少奇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开腔道：“这是一小撮右派在向工作组挑战，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总想跳出来捣乱。我看这些右派的后面一定有一个地下的黑司令部。”
“那问题就严重了。”康生冷若冰霜地说，“既然北大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那就应该严肃追查哆。现在不是张承先在那里掌权吗？他的领导一定很得力了。”
陈伯达马上接着说：“既是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我认为应该追查。”
这两个人这么冷言冷语地来这一套，反而使刘少奇的头脑冷静下来了。他把自己写的批语拿给大家传阅，他们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既然这样，那就以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吧。”刘少奇说，“让全国备大专院校的工作组都参照北大的办法去做。先制止自下而上的这种乱批乱斗的现象，道理很明白，乱批乱斗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你们同意这样做吗？”
没有任何人反对。
张春桥看到中共中央批转北大文革第九号简报时，已经是第三天了。
经过八个多月的暴风骤雨，他已经从江青嘴里得到了几个明确的答案。这一段时间里，中央最高层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件，使他神经都绷得要断了。有些事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一个又一个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突然倒台，而且下场又是那么惨，罗瑞卿从楼上跳下去的照片，使他至今心惊肉跳。这一系列的漩涡他都卷进去了，唉，真是精疲力竭啦。张春桥倒在锦江饭店高级套间的床上时想，赶快抓紧这个时间，睡一个安安稳稳的大觉，让神经彻底放松平静。这就再舒服不过了，这比神仙舒服，只有几昼夜不睡觉的人和长时间消耗脑力的人，才能感受到舒舒服服睡一觉，才是最高级的享受。想着想着，鼻子里钻进来那股男人的汗酸味道。他打了个激灵爬起来，就在这时姚文元进来了。
“我从这份简报上看，北京的方针完全和毛主席想得不一佯。”张春桥睡意全无，他对政治有一种浓厚的兴趣，钻研起来是会连命都拼上的。“我看，那位中国的赫鲁华夫又要错误地估计形势，想搞第二个‘二月提纲’了。”
姚文元当然知道他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谁，他俩和江青一起议论中央形势时，常用这个词或“柯西金”、“米高扬”、“恩维尔”等外国领导人的名字来暗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姚文元把简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问：“你说，这篇东西的要害是什么？”
“打击左派，保护黑帮。”张春桥咬牙切齿地说，“主席反复讲放手发动群众，目的是充分揭开被他们捂了又捂的盖子，而他们设置一条又一条的清规戒律，矛头却完全是对着左派的。你看才斗了一次黑帮，他们就心疼得肉跳，迫不及待地要整‘反革命’或‘小游鱼’这不是要转移方向，专整左派吗？这和彭真要整左派的风有何不同？”
“不过，我看赫鲁晓夫对彭真是很恨的，五月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让他主持，小平宣布开会，我就感到了主席的决策非常高明。”
张春桥这时精神焕发，满脸放光，他说：“这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机谋之处。主席让他们在北京开会，自己留在南方调兵遣将，就是防止他们搞政变。康老负责印刷５１６通知时也动了脑筋，怕在中办印刷厂印会泄漏机密，让彭真一伙得到消息，故意在开会前才交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现在主席让我们起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而且让我们绝对保密，我看就是对着中国那位赫鲁晓夫来的。”
对于姚文元来说，再没有比今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为令他惊心动魄和震悸不已的事了。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而且是面对面地和彭真、陆定一展开斗争的会议。在他看来，那次会议毛泽东安排得非常巧妙。整个部署是按照４月杭州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充当联络员的角色。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人员约８０人。会场警备森严、极其机密，来往的车辆都要接受特别检查。彭真、陆定一被通知参加会议，当然坐在了被告席的地位。
会议一开始，叫“介绍情况的座谈会”，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清一色地揭露彭真如何对抗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彭真、陆定一等人搞二月提纲的错误，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当陆定一发言时表示他不了解他老婆写匿名信的问题时，林彪拍着桌子大骂：“你天天和老婆在一个炕上日吊，你能不知道？我想起来就恨不得枪毙了你！”
三天座谈会一结束，会议转入讨论《中央通知》，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变成了林彪。提到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时，政治局常委都作检讨，唯独他没有。康生明确他讲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层层剥笋，一直挖出修正主义的老根。按照分工，周恩来主持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四个小组的审查、批判部署，但很多事康生直接插手。
所以，５月１９日上午，彭真被迫站起来检查，刚讲５分钟，在说多到“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时，康生马上站起来吼道：“你说这话本身就是反对中央的通知，你口口声声说拥护中央这个决定，决定里有一段毛主席亲自加的揭露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话，那就是针对你说的。这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又怎么回答呢？你实际上是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没等彭真答话，林彪就说：“其实你彭真是做梦也没有忘掉搞政变、想杀人！”
刘少奇也说：“彭真一贯反对我，是对我耍阴谋、搞诡计的。”
整个会议紧张极了，连姚文元这个旁观者都出冷汗，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也会临上这么一天，杀头、坐牢、老婆离婚、开除党籍，这难道是革命者非准备不可的吗？说不怕，怎能不怕？不过，只要言听计从地紧跟毛泽东，这些事是不会摊在自己身上的。也许，这一切果然全凭上天的旨意，他们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职业中殉职的，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不过，他感到不解的是，林彪这个人很特别，会议中他异常积极，他的发言一下子成了会议的基调。但是，政治局常委会他总是不参加。会后的活动，他也啥事不管，老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形象，神秘得很！
“文元，思想开小差了吧？”张春桥笑眯眯地说，“江青同志没有亏待你吧？是她亲自向毛主席保荐你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直到昨天，老夫子陈伯达还向江青嘟哝：‘姚文元讲进小组会给人留下把柄，他父亲是叛徒，一旦让反对派攻起来不大好。’江青火了，瞪了他一眼：‘你父亲是什么人？如果我们连不唯成份论的政策都把不牢，还怎么带领大家干革命？’一下子把他弄了个大红脸。”
这下，把姚文元的思路拉回到现实中来了，他感叹地说：“知遇之恩终生难忘，我这一辈子是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跟着江青走的。”
“可是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是要吃家伙的。”
“总不至于被逮捕吧？”姚文元忍不住嘲讽地问。
张春桥笑了：“也难说，连江青同志都作好了杀头、坐牢、饿饭和与毛主席离婚的准备。”
姚文元吓了一跳：“真的？”
“这是她亲口给我讲的。”张春桥那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他脸上横扫，“怎么，吃政治这碗饭不容易哪，不冒险不行，不准备走艰苦的路也不行，革命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光想升官发财可是不行哟。”
几句话说得姚文元不好意思了。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遥远的事了。”张春桥说着走过去拍了拍姚文元的肩膀，“跟着毛主席，我们一定会不断胜利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见一次毛主席，亲自谈谈我们对北大简报的看法。这会帮助毛主席作出英明的决断的。”
恰在这时，在他们谈话的这问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张春桥奔过去抓起话筒，他听了一会，并用标准的山东腔作答。姚文元从桌子那一边半闭着眼睛看他。
“太好了！”张春桥兴奋地放下电话，走过来握住姚文元的手，故作神秘地说：“正想见毛主席呢，谁知毛主席也想找我呢，你看巧不巧？你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姚文元莫名其妙地眨巴着眼睛问：“谁？”
“江青！”张春桥说，“江青最近也收到不少材料，说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们都闹起来了，公开反对工作组。听说６月２１日清华大学有位２０岁的学生叫蒯大富，他公开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这等于向工作组下了战书。这个学生已引起了江青同志的重视。”
姚文元轻轻“哦”了一声，眼睛眨巴起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