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泰晤士报》驻新德里记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写过一本后来被奉为中印战争的权威著作《印度对华战争》。
马克斯维尔在书中写道：“世界战争史上从没有过这种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众所周知，“胜利的一方”是中国。
马克斯维尔这段话在我国互联网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他们大致认为：如果当年中国不应该撤军，此刻富饶的藏南地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了；中国把到手的肥肉又退给印度，是对参战官兵尤其是牺牲官兵的不负责任；有人甚至把中国政府的撤军行动与争当世界革命领袖联系起来。
总而言之，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中国实质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更像个“失败者”。果真如此吗？
以上言论，包括马克斯维尔在内，都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评论。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把该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脱离了这个前提，任何评论都会有失客观。
具体到如何评价中印战后中国主动撤军这一问题，需要联系当时中印之战前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分析。
东南沿海才是中国的战略主方向
196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及美国向越南派出地面部队等问题敌意进一步加深，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印度的尼赫鲁则在边境不断挑起事端。
中国高层由此判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正在搞反华统一战线，即所谓的“三尼一铁”攻势（指肯尼迪、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尼赫鲁和铁托）。
1962年元旦，肯尼迪政府秘密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允许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小股袭击行动，蒋介石也于元旦当天发表文告，号召“全民动员、迎接这一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
此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戒备。毛泽东于6月8日召集军方领导人，亲自部署备战，指出现在西北有苏修分子在新疆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有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但是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南，“这是我们的要害”，一定不能让国民党登陆，同时还要防止其空降军队，占领一个中心城市。
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动员”方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补充了4个满员师，动员了新兵25万余人，并向福建前线调集了7个师，十几万人。
10月至12月，在中印在边境激战之时，台湾国民党人接连对大陆发起小规模突袭活动，早有准备的中国军方轻而易举地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九股台湾武装特务共计172人，缴获了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
中国军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情况下，对印度的军事打击目标就确定为“在政治上有理、军事有利的条件下，把敌人打败打痛。”从结果看，无论是战斗过程、战果还是后续影响，中国军队基本达到了把印军“打痛”的目的。
印度由战前的盲目乐观到被打败后的惊慌失措，他们在从边境重镇疏散人口，叫嚷全面战争，同时迫害国内驱逐华侨，逮捕印度共产党人，并顾不上“不结盟”，向美、英等国请求军事援助。不过，以印军在战场的战斗力来看，这种表现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虚张声势。
所以，中国军方从一开始就只是想打一场把敌人“打痛”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边境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无论中国军队当时打到了哪里，占领了多少地方，撤军都难以避免。
中印之战更侧重政治意义
196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明确：“中印边境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是取得政治斗争的重要条件。”有了这个总基调，后续战斗中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战果，都只能服务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么，政治意义是什么呢？这就需要谈到中、印两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微妙关系和地位。
作为先后独立和解放的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有一种亲近感。1954年6月，尼赫鲁与应邀访印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尼赫鲁又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人共同发起万隆会议，并在1961年发起另一个著名的“不结盟运动”。中国在参与这些活动中，自身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与印度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与美、苏两国关系都很紧张，不想四面树敌；另一方面，印度是“不结盟运动”发起国，中印爆发冲突，中国政府担心会影响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
再者，在此前后，苏联的赫鲁晓夫曾公开指责中国“像好斗公鸡热衷战争”，在国际宣传舆论中尚缺乏主导话语权的中方，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只能采取谨慎态度，不到不得已不打第一枪。
所以，中方并不想与印度关系闹的太僵，即使打也是为了促和，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军队不得已举行自卫还击时，仍然坚持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
10月24日，前线的中国军队正在摧枯拉朽，中国政府却提出了三项建议：
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北；
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
遗憾的是，印度方面对此置若罔闻，将之视为中国政府的软弱。
11月15日，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亚非25国领导人写信，阐明中印边界问题和反对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正当立场，以及军事冲突发生后仍坚持平等谈判、协商解决的合理态度，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是非曲直。
1962年10月12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中国高层判断，中印边境斗争是外交性的军事，打好了，巴基斯坦等国家就会对印度强硬起来；如果打不好，巴基斯坦就会在谈判中翘尾巴。
尽管尚无材料证明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与中巴谈判存在什么因果联系，但时间点却出现惊人的巧合，中印冲突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巴两国政府就发表联合公报，宣告双方“在互相尊重和亲善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已久实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的位置和走向取得了原则协议”。
所以，1962年中印之战，中国一方面想通过战争进程表达中方的和平诚意和印方的侵略真面目，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藉此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在国际舆论上争取到有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赢得了战略和全局的胜利。
中国其实不想打
今年夏天，中印部队在洞朗地区对峙，网上有人说起了1962年的中印冲突。言下之意，当年的中国表现多么强硬，现在似乎有点软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印战后，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曾对他说：“就让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了……我们才还手嘛”。实际上，印度入侵中国领土，何止三年。
从1950年开始，印度趁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无暇西顾的当口，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1951年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2年，侵占了中印边界中段的中国桑、葱莎，1954年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等地，几乎控制了所有的争议地区。
同时，印度修改了官方地图，把非法侵占的领土划入其境内。1958年12月，尼赫鲁正式致函周恩来，说中印边界已经确定，要中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中、西两地的印方主张。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农奴主叛乱后不久，尼赫鲁落井下石，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中国承认东段、中段共计约9.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属于印度，还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方管辖下的阿克塞钦等地区也是印度的领土。
中方对于印度的入侵行为一直是采取忍让的态度，始终主张谈判来解决双方的边界问题。即使在中印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亲自跑到新德里，去跟尼赫鲁争取最后的谈判希望。奈何印方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一意孤行。
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是否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作最后决策时说：“多少年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可以看出，战争从来不是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的首选。
之所以如此，除了上文所述国际因素外，还有两点原因。
首先，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各地农村发生严重饥荒，已成为不可掩盖的事实。后方不稳必然影响前方。
其次，当时中国为对抗美国，或者说，为防止美国入侵，在世界范围输出革命，即援助各种赞同反对美国和反对本国反动统治力量的革命的政党和组织。
数据显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用于援助外国党和组织的款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左右。
第二个五年计划，本来援外支出在逐年减少，但在1961-1962年经济最困难、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时期，援外支出却猛增，1962年比1961年猛增了3.35亿元，占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79%。究其目的，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美热潮，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减轻其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所以，一开始就不想打，那么撤军也就不足为奇。如果按照某些网友说的，当年不撤军，此后中印边界能消停吗，中国此后还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