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出名的对明朝没好感。但在其一部从头到尾痛贬明王朝的小说里，却突然结尾处笔锋一转，意外狠夸了明朝好几句：“（同时期）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难道这是武侠大师脑洞大开的想象？明朝年间诸多造访中国的欧洲人，却以鲜活的记录证明，这是百分百的大实话。尤其叫生活在“太污秽太不卫生”中的欧洲人无比羡慕妒忌的，正是明代中国整洁考究的生活品质。套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的话说：“他们（明朝人）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明朝人这无比考究的整洁生活，就是哪怕习惯了天马行空编故事的武侠小说家们，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造就这“极其整洁”高品质生活的，正是古代中国城市，几千年里遥遥领先世界的一项强大能力：城市垃圾粪便处理能力。
一：商周时代的零容忍
中国人的城市卫生的意识有多早？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就连随地乱扔垃圾，都成了万万不能犯的大事。以《韩非子》里的说法叫“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而且这是“殷之法”。也就是从商朝起，城市乱丢垃圾，逮着就是剁手。后来战国商鞅变法，出台著名的《秦律》，对这零容忍也照单全收——弃灰于道者刑。
所以，倘若今天有乱丢垃圾的朋友，意外穿越到了战国年间，恐怕甩手之间，就是生命危险。
也同样从商朝起，就有了最早的厕所。发展到春秋战国年间，当时的中国城市，对于厕所的修造布局，也是从来高度重视。以《墨子》的说法，就连防卫城池安全的城墙上，都要每隔五十步设计一个厕所。而且还有了严格的建造标准，公共厕所要修在道路之外，民用厕所的围墙更必须要有两米七以上高，厕所的排粪池更挖得极深。方便回收施肥。
而对比下古代欧洲历史，就可见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哪怕放在哪怕欧洲贵族一年才洗两三次澡的欧洲中世纪时代，也就是与中国宋元年间同期时，且不说乱丢垃圾的景象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更是寻常事。一个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生活习惯，更是流传欧洲各地上千年——老百姓在家排泄完毕后，就直接从窗户里往下倾倒出去。走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街道上，稍不留神就这么“祸从天降”。
所以，今天那些看上去无比整洁考究，引得无数中国游客兴冲冲跑去观光的欧洲古城，往前倒退几百年，基本都是粪便垃圾遍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急火火来到法国求援，刚进浪漫的巴黎就遭遇满城臭气扑面，当场就被活活熏晕，如果不是抢救及时，险些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
二：唐宋环卫处理更规范
比起号称“千年不洗澡”的欧洲中世纪来，与之同时代的中国唐宋王朝，其实在城市卫生问题上，绝对压力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通常就是四五千人，能有几万人的都是超大城市。这么点人口都闹得污臭遍地。放在大城市规模都有数十万人口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国唐宋年间，这事更是大挑战。所以，也更规范。
比起商周时乱丢垃圾就要剁手的规矩，唐朝虽然没这么凶残，却也从来管的严。以《唐律疏议》的明文规定，随地乱扔垃圾甚至从窗口向外乱倒污水，抓住最轻六十大板。而且不单罚肇事者，主管部门官吏也要连带受罚。所以，倘若唐朝年间有欧洲人移民中国，而且还带着欧洲城市的某些坏习惯，恐怕没几天就要被打的皮开肉绽。
当然，要解决这卫生问题，单靠痛打显然不够。唐朝的更大进步，就是强大的经济手段。拜唐朝发达的农业生产所赐，对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也渐成火热产业。唐朝的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创业精英”。典型河东人裴明礼，以《太平广记》的记载，此人一辈子精心从事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转卖，居然积累了百万资产。一举跨入唐代富人阶层。这个在唐代越发火热的产业，也维持了唐代城市的整洁生活。
发展到宋代后，这件事就更进一步。可不止是民营企业在做了，宋朝有了专门负责清理城市市容的“街道司”，下辖环卫工人上百人。诸如汴京临安这样的超级城市，负责清理城市卫生的工人，更有五百人之多，每天早晨都会有环卫工人，集中打扫各大街道，然后按天领取工钱。所以，在唐宋年间许多造访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笔下，经常忍不住惊叹的，就是中国沿海城市那整洁的街道。
而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方便过后随意朝窗外乱倒的任性行为。宋代的中国城市平民们，却是格外规矩。每天都有专门的“粪夫”上门服务，清理并带走各种家用垃圾。这样的周到清洁，也沿用明清两代。
三：羡煞欧洲人的明朝城市
明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基本沿袭了宋代时的制度，但技术水平显然更强。就以城市污水排泄来说，明朝时的北京城，就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甚至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修建北京排水系统时，苏联专家高莱托夫，就曾亲自钻到明代留下的暗沟里考察，然后被深深的震撼到：“这些在明朝时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而在十六世纪下半叶，那些从污水横流的欧洲城市里走出来，飘洋过海来到明朝的欧洲传教士们，不但收获了深深的震撼，更见识了无比宝贵的古代垃圾回收经验。以传教士曾德昭的亲眼见识说，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都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如此运转成熟的产业链，也造就了他们眼中，那整洁到不可思议的明朝生活品质。何为门多萨所说的“极其清洁”？利玛窦在逗留苏州时，就曾大段笔墨描绘过苏州城那清澈的河水：“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而曾在杭州居住了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除了见识了杭州连“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迅速回收清理的卫生水平，更大段描绘了西湖整洁美丽的风光：“优良的宫廷”，“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
而曾在广州居住的葡萄牙人科鲁兹，对广州的深切印象，也有那令他流连忘返的整洁。身在这个南中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科鲁兹详细记载了广州手工业的各种奇特工艺，更见识了那些整洁得让他惊讶的中国工匠们。所有的手工业大集市上，都没有常在欧洲闻到的那种恶臭，相反每一个工匠都是衣着整洁，每一样物品也都清洁得叫人爱不释手。
如此高品质的生活，也就变成了利玛窦的书信里，对于明代中国人一句至高的评价：“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高大”得在当时轻松碾压欧洲人的，就是中国古代城市恪守了数千年的卫生传统，还有古代史上无比强大的垃圾清理能力。
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不止在科技军事领土版图等硬实力，无比重要的一条软实力，正是这远远领先的整洁生活品质。日常的生活讲究一点，中国就能更强大一点。领先世界的古代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