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三月份，是在一场兵变中开始的。
之前一天，也就是1912年的2月29日晚上八点钟，驻扎在北京东岳庙的新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涌入朝阳门，大肆抢掠。其后，北京城外其余驻军集体哗变，在东城及前门一带烧杀抢掠。
第二天，也就是3月1日，兵变再起，这次遭难的，是西城的富商和平民。当天晚上，动乱向保定和天津蔓延，连有着重兵把守的京奉、津浦铁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和造币厂，均遭到抢劫。整个京津保一带的社会治安，简直比十余年前八国联军入侵时还要混乱。
后来，有人言之凿凿地指控，这场兵变由袁世凯发起，是其不愿赴南京任职而进行的阴谋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兵变发源地的第三镇，其统制（师长）曹锟对事变毫不知情，且惊慌失措，一点都没有事先部署妥当、事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此次兵变范围广阔，时间长达四天，非常容易引起列强干涉。这是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敢进行的政治赌博。
其实，历史上许多有着复杂阴谋论支持的突发事件，其真实的动机都非常简单。此次兵变，直接原因是减饷裁军，而根子上的问题，是北京政府太穷，已经无法足额支付饷银。当时的中国，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都罗掘俱穷。清廷无力剿灭武昌起义的席卷之势，而北军无力南征，南军无力北伐，都是因为，无论隆裕太后、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身无分文了。
唐绍仪内阁阁员合影。前排右起：内阁总理唐绍仪、代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次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困窘的财政局面
明清的国家财政体制非常相似，就是以微薄的税收，来支撑起一个人员和效能都极为有限的行政体系。地方官对于辖区，极少有长远的建设计划，无论市政、教育、治安，都处于一种得过且过的敷衍状态，一有急难，“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拼凑一些应急款项，一旦事情解决，还是回到中古时期那种君民、君臣、官民都非常隔膜的状态，被动地等待着下一次灾难的来临。
然而，自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从根子上改变了上述一切。编练新军，重建海军，学制改革，鼓励工商，乃至调查户口，推行自治，制宪立宪，重塑法系，清廷越来越激进地大规模推进所有层面的变革，连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一点都没有减缓前进的步伐。
但是，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巨额经费作支持，还处于前现代状态的财政体系，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原本，中央能够控制的最大宗财源是关税。然而，因为需要支付庚子赔款，关税的绝大部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已不可能成为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清廷还有一项大宗收入是盐税，即食盐专卖的利润分成。但这些钱长期被地方政府掌握，中央若是意图收权，还要先整顿官僚体系再说。
只有最后一条路，那就是对外借款。1909—1910年间，英法德美组成了著名的四国银行团，专门负责对华的大额政治贷款，其核心金融机构是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等银行。但事实上，列强对于以金融支持清政府，显得有点三心二意。辛亥革命前，四国银行团同北京只签过两份合同：一千万英镑的整理币制借款和六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具体时间是1911年四五月间。然而，直到武昌首义爆发，这两份合同还未开始履行。
财政奇窘，当然扼住了意图剿灭革命党的隆裕太后的咽喉。南京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日子也不好过。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指孙中山）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到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当然，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真的库存只有十个银元，但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故事告诉我们，南京的财政周转，已经全然失灵。1911年的公历年底，孙中山刚从海外回国，在上海受到江浙沪各系革命军领导人的拥护，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他带来了几百万的华侨资助，有的甚至认为他已经身负列强的巨额贷款，甚至有“美金千万元”的说法。当然，孙中山只能用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来回答他们：
“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钱，只能借款。南京先后进行好几次对外商洽，进行了招商局借款、汉冶萍借款、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等谈判，然而都未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批准，仅在汉冶萍项目上得到了二百万元的垫款，“随到随尽”。
当时江浙沪最具社会名望和政治名望的大实业家，当然是“南通状元”张謇，对共和革命还算是支持。因此，孙中山、黄兴聘请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希望他的财源和人脉能够支持紧张的军政开销。张謇一口拒绝，好说歹说才担任了实业总长。
他倒是真帮上了忙。1912年旧历年关将近，张謇以自己主办的江苏铁路公司出面，向一贯同中国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大仓组签订了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以上海至枫泾的铁路为担保。其中五十万支援程德全的江苏都督府，其余都给了南京的财政总长陈锦涛。
孙中山得到的外资借款，也只有这些了。
孙氏在从美国回来的途中，就想到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但是，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艾迪斯（E. Addis）是这样答复他的：“在稳固的政府建立以前，不能期望得到贷款。”这倒并非是外资银行对孙中山及其革命行动有偏见，因为艾迪斯也是这样警告英国外交部，让他们在中国恢复和平统一之前也不要资助袁世凯。
不过，到了1912年2月12日，局面一下子灿烂了起来。当天，清朝隆裕太后下诏宣布皇帝溥仪退位，并建议“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三天以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这样，袁氏取得了前朝皇室和民国政府的共同授权，得到了南北两方的共同认可，登上了最高位置。
以此为标记，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又统一了，四国银行团也就开始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政治借款。
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此时虽然有两个中央政府，但袁世凯是唯一的大总统。自2月17日，即农历辛亥年除夕开始，他已经当仁不让地用“新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开始发号施令。既然如此，南京方面的财政困窘也就成了北京的家务事。
袁世凯成了“新举”以后，北京政府的总理事实上已经是唐绍仪了。之前唐氏一直在上海同革命党商议如何和平过渡，缔造全国共和，如今，既然要南北统一，他又专注于解决财政问题，并为此同四国银行团开展了新一轮谈判。谈判过程当然纷繁芜杂，而挽救财政溃决有如救火。因此双方达成协议，在借款合同尚未签订之前，四国银行团先在三个月内垫款七百万两应急。
2月28日，第一笔垫款二百万两通过上海汇丰银行，交到了南京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手上，声明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作为担保品。这算是袁世凯给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份见面礼吧。
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发生了开篇所述的驻军闹饷哗变。四国银行团觉得局势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稳定下来，遂中止后续垫款，并延缓了借款谈判。
唐绍仪气坏了。难道就如此走投无路了吗？
一千万英镑的诱惑
当时的列强中，日本和沙俄也想加入对华银行团，但毕竟顾虑重重。中国政府的借款抵押，一般都用铁路作担保，日本担心自己加入后，中国将用由日本事实控制的南满铁路提出担保要求。俄国则担心中国获得借款后民族主义膨胀，以威胁自己在外蒙的扩张。
不过，俄国毕竟眼光深远，暗中要求同华俄道胜银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比银行出面，以私家银行的身份同唐绍仪接触，以期多头渗透进中国官方的金融领域。
华比银行总部设于布鲁塞尔，成立于1902年春，上海分行同时开业。该银行的最初成立目的不过是经收庚子赔款的比利时应得部分。后沙俄发现，投资“新政”中的大清国有利可图，但苦于自身资金不足，因此邀请比利时一同参与。所以，华比银行逐渐有了经营比国对华资本输出的职能，并陆续设置了汉口分行和天津分行。由于比利时国小力弱，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地缘企图，因此，华比银行的借款比较商业化和职业化，不太在意国际间政治风向的变化和列强之间的合纵连横。
在俄国的运作下，唐绍仪开始同华比银行的驻华负责人德福思（Devos）商议一千万英镑的商业借款。一千万英镑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相当于白银一亿两，换算成大洋，当有1.4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前清于宣统三年所作的明年财政预算案，中央岁入当为1.9873亿元；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各省纷纷以不同借口不向中央解款，1912—1913年度，袁世凯政府的岁入为二千万元。
所以，如果仅仅实现华比银行的一千万英镑借款，并用其作为杠杆来整理财政、清理金融，中国的和平建设之路已经能够开启。然而，唐绍仪开始犯他第一个错误：继续同四国银行团商议政治借款事宜。
四国银行团因辛亥革命而终止了前清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借款，唐绍仪同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私下商议，看能不能恢复谈判。没想到四国银行团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不仅答应重开谈判，还允诺立即垫款七百万两白银，以解南北双方在军政开销上的燃眉之急。唐绍仪发现对外借款似乎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艰难，于是狮子大开口，向四国银行团要求，于今年夏天签署“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竟然达到六千万英镑之巨，供中国政府五年使用。
为什么说唐绍仪的借款要求是个错误呢？首先，政治借款的基础并不仅仅是抵押品，更是国家信用，其基本内涵是款项的使用目的、使用流程和使用人员。然而唐绍仪并没有完善的运用计划和偿付计划，只是觉得五年借六千万英镑，那么一年一千二百万英镑就相当于前清宣统年间的中央岁入，这样，即使各省解款中绝，中央政府依然能够如常地运营和建设。
其次，唐绍仪的借款建议激发了列强的贪婪，也使得他们感受到了实现共和以后的中国人的勃勃雄心。用汇丰银行驻华代表熙礼尔（Hillier）的话来说，“自中国共和告成，我欧洲各国未尝不有戒心，深恐中国能力发展，扩充国权”。正是出于巨额借款下巨大金融利益的诱惑，以及要保持对“中国沙文主义”的防范，原本多有徘徊的日本俄国也迅速加入银行团。
唐绍仪的错误还在于，他的借款建议忽略了袁世凯及其行政班子的裁量权。他此时还不是内阁总理，而即使是总理，难道如此数额惊人的大借款，不需要向总统汇报？不需要阁议通过？不需要财政总长参与？
清帝逊位后，袁世凯当天就将前清内阁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领”，后来被称为财政部的度支部，“首领”是周自齐，具体负责干部是陆宗舆，都是当世著名的财经专家。唐绍仪在商议借款前并没有征询他们意见，诚然也是落下了话柄。
也正是在此事前后，唐绍仪得了个“脾气暴躁”的终身恶名。
不过，以当时局面看，唐绍仪的“两手抓”方针显得圆滑老道。由于三月初的严重兵变，四国银行团一方面停止垫款，一方面因对金融利益的贪婪，和对中国强盛的担心，要求袁世凯保证，不接受除银行团外的其他借款。唐绍仪本来就有所准备，听到四国银行团这个垄断性要求，当即于3月6日发表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他下定决心同四国银行团翻脸，同时跟华比银行签订一千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唐绍仪为什么如此着急，一定要得到这笔钱呢？因为，袁世凯已经内定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不日发表。而依照当时南北双方议定的政府组织办法，国务总理的任命必须要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同意。说白了，必须要得到孙中山、黄兴及在南方一班军事实力派的同意。表决在即，空手就职可不行，一定要带点“见面礼”。袁世凯十天前刚得了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就通过汇丰银行隔空送了二百万两给南京，这次自己亲自南下，用款肯定会更多吧？否则，财政如何解困，军队如何收束，这些临时政府的坛坛罐罐，又如何搬到北京同前清内阁合并？
于是，候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候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临时政府还未正式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各有心思。华比银行的这笔一千万英镑借款，就像一把利刃，悄无声息地在唐绍仪和他的恩人、贵人、老上级袁世凯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临时约法》；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1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唐绍仪为国务总理；13日，袁世凯下达唐氏的任命。
唐绍仪就等着这笔钱了。
迅速“沉没”的比款
问题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并不同意跟四国银行团闹翻。他急需用钱，也知道银行团的傲慢、专横和独占性。但是，作为政治家，他更需要从大局考虑。银行团背后是英法德美四国政府，还有跃跃欲试即将加入的日本、沙俄两大帝国。这六个国家，几乎就代表着全部列强。他断然不会因为区区一千万英镑，就得罪整个国际社会。
因此，3月9日，也就是北京电告孙中山，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次日，袁世凯同四国银行团以交换信函的方式，就今后的借款条件达成了君子协定。其主要内容是，银行团提出，“此后北京政府所需之垫款，及善后大借款，应由四国银行团尽先供给”；袁世凯则承诺，“中国政府向银行团等保证，在同等条件下，银行团等有决定承担大规模改革借款（即善后大借款）与否之权。”
作为表达善意的方式，银行团在交换信函的同时，又垫付了白银一百一十万两，给北京政府以支付军饷，解决前几天的兵变后遗症。
然而，唐绍仪竟然对此约定置之不理。14日，也就是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的第二天，他推说袁世凯已经同意，命令北京的度支部同华比银行签约。度支部首领周自齐不愿负责，就支使手下要员陆宗舆代行其事。
不过，这次签署的只是一千万英镑贷款的意向书，而确定的立即支付款项是一百万英镑，七九折到账，以京张铁路为担保品。这笔七十九万英镑，约折合八百万两白银的借款，在当时被称为“比款”。唐绍仪绝不会想到，这笔“比款”会成为缠绕其终身的噩梦。
按照媒体的描述，唐绍仪带了一半比款，南下就任国务总理去了。其实他带走的款子，一半还不止。据当时记录，他带给南京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白银，应该是四百三十万两，其中分配给上海五十万两，给武昌一百五十万两，留在南京二百三十万两。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个留在南京的二百三十万两上。因为时人和后人都没法知道，这些钱终究用在了哪里。这二百三十万两白银，就像航行在茫茫黑夜中的一艘货船，不慎撞上礁石，一瞬间就沉没得无影无踪。
这事儿在国内各界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中国官场，无论人事还是财务，从来习惯于暗箱操作，因此，虽然阴谋论盛行，一般官民却早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习惯、能力和兴趣。而且当时正好是南北政权交接之时，中央的新规定新文件一道接着一道，令所有人都应接不暇，谁还会去关心这几百万元借款的进出？
然而，列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受到了双重侮辱——刚刚成立的北京政府既违背了政治信用，也违背了金融信用。
袁世凯已经以一国元首之尊，同银行团达成君子协定——这也是中华民国元首第一次同外国缔结约定，没想到墨渖未干，他的总理就跟其他银行达成了一千万英镑的借款意向，并将其中的一百万落袋为安。
而且这百万英镑既由度支部签字，那就是显然的政治借款。银行团固然支持南京政府借款以编遣多余的革命军，但这必须有个明确的计划，比如现有军队的编遣标准是什么，以这个标准需要裁撤多少人，最后才能确定经费多少，还要监控各项费用的落实情况和后继效用。如今这笔钱，没有账目，没有流向，就这么凭空花销掉了，不由让银行团担心，今后中国的政治借款都会照此效仿。
于是，这次不是银行团出面了，而是英法德美四国驻华公使直接大驾光临，就比款问题当面向袁世凯质问。据德国公使事后回忆，“袁世凯对于这件（商借比款的）轻率行为表示惋惜，他说，因为恐惧兵变会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唐绍仪才会这么做的。”
然而，这次3月25日的抗议毫无效果。过了几天，正在南京办理内阁交接工作的唐绍仪依照之前的意向书，同华比银行签订了二百万英镑的续借合同。4月12日，银行方面支付了二十五万英镑。
此时的沙俄已经确定加入银行团，因此命令本国的俄亚银行退出华比银行的融资系统。银行团更是釜底抽薪，阻止华比银行在法国发行此次借款的债券，使得这二百万英镑的合同就此流产。
20日，唐绍仪回到北京，就得知了这一连串坏消息。他闯了个无法弥补的大祸。27日，在同袁世凯秘密商议后，他正式为借款事件向银行团道歉，并且宣布永久取消对华比银行的一切借款，还承诺，“中国政府将不从银行团未来借款中偿还从比国公司方面借到的数目”。
然而，银行团得理不饶人。他们痛心疾首地认为，之前的清廷贪渎腐败，因此关税邮政需要洋人监督，列强政府也很少给予政治借款。没想到如今共和肇造，中央官员还是如此浮滥颟顸，不守信用。唐绍仪这次南下带去了差不多六百万大洋的比款账目不清，稀里糊涂就给用掉了，民国的官员，不是渎职就是贪污。
就这样，唐绍仪又得了个“用款冒滥”的终身恶名。
四月底，四国公使明确提出，若是中国政府还要向银行团借款，其用于开支军饷、解散军队的，必须由列强军官监督；列强将选派本国审计员进驻中国财政部，监管借款进出；列强专家将参与借款的抵押品——盐政的管理和改革。
对于这些丧权辱国的要求，唐绍仪当然是一口拒绝。5月5日，他正式将贷款谈判事宜扔给了财政总长熊希龄。然而，当熊氏以此事直接向袁世凯奉令承教的时候，唐氏又愤愤不平，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一日总理，即多负罪一日。”其所谓“背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背锅”。他一点都没躬身自省，正是自己的“脾气暴躁”和“用款冒滥”，才导致列强在借款问题上如此咄咄逼人。
被中断的仕途
新生的民国终究是缺钱。几经往还，中国政府终于同意了银行团（由于日本沙俄的加入，现在已经是“六国银行团”）的要求，签署了垫款章程。该章程规定，用垫款时，必须由中国财政部人员和银行团派遣的核计员同时签字；还规定，由洋人担任的海关税司得以监督中国军队的发饷和遣散工作。合同签署的当日，即5月17日及后一个月，六国银行团分三次给予中国政府九百万两垫款。
整个谈判都是由熊希龄主持，袁世凯同意的，但到参议院去接受质询，是唐绍仪这个“背包总理”必须接受的考验。20日，唐绍仪到国会汇报垫款章程，受到了严厉的攻击。江西籍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责骂唐氏是“亡国总理”，指责其“前后外交之失败，既以滥用失信用于外人，又善发脾气，致伤各国感情，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使中华民国几无存在之余地。”据说唐绍仪竟“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
唐绍仪默不作声，或是无言以对，或是不屑一顾，或是不愿“背包”。不过，李国珍的批评诚然有理有据，不易反驳。他说道：“借款（银行）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银元），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善后）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监督。”
共和党议员如此攻击唐绍仪，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唐绍仪是同盟会员，熊希龄是共和党人。签订有损国体的垫款章程，举国攻击熊希龄无能丧权，其中叫喊得最激烈的当然是同盟会员。共和党人自然不愿意“背包”，因此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在议场或报章上告诉大家：正是有了这个脾气暴躁、用款冒滥的同盟会籍国务总理唐绍仪，事情才会糟糕到如此不可收拾。
共和党议员甚至已经开启了弹劾程序，并将熊希龄列为“候补总理”。就在参议院提出对国务总理的不信任案的当天，唐绍仪即赴总统府，谓“参议员如此诋毁，以后不好任事，拟即辞职。”
袁世凯当然会慰留，唐绍仪也确实多留了几天。但无论在官场、议场还是舆论场，唐绍仪都成了一个人人讥笑的小丑型人物，其无论性格还是情绪，再也承受不住任何突发事件的冲击。六月初，因袁世凯委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而未经唐绍仪副署，后者遂一怒之下出走天津，任由袁氏派出的梁士诒、段祺瑞挽留，坚决辞去总理职务。
才诞生了三个月的民国第一任内阁，就这样垮台了。
正在此时，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考察的孙中山突然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鸣冤叫屈。
6月15日唐绍仪弃职出走后，媒体愈发喧腾，许多“深度报道”开始分析：这六百万大洋的比款，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然后就有记者直接披露，这些钱，被唐绍仪和孙中山、黄兴私分了。
于是，29日，孙中山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辩白。这封信写得很长，中心思想并不仅仅是“比款用途财政部有底账可查，请详细宣布，以昭大信”，而主要是说明自己“毁家奔走国事迄数十年”，经手钱财不计其数，这些“百万比款”还不在眼中。袁世凯立即回一封热情洋溢的复电，在安慰孙中山之后，“并交财政部迅将比款用途底账详细公布，以息浮议而示大众。”
然而，财政部非常奇怪，并没有公布什么“比款用途底账”，仅是声明孙中山没有收到过比款。此事的南京方面经办人陈锦涛的答复也很奇特，“涛收比款，绝无交百万于（孙）先生事。”陈锦涛收到的比款，总额才四十余万英镑，当然不可能“交百万于先生”。真不知这种声明有什么意义？
其实，对于比款，孙中山是有明确的收取记录的：他拿了五十万银元。
1911年夏，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以发行“金币券”的方式来募集反清起义的资金。后来，据他说，用这种方式在半年中一共筹得了一百四十万元。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黄花岗起义前获得的捐款，是革命党各次募捐中最成功的，也不过十万元。自起义失败后，党人颓废，干戈寥落，孙中山怎么可能于这种气氛中竟然再募集到一百四十万？而且，我们并没有忘记，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抵达上海时，不就说自己“予不名一钱也”吗？
然而，孙中山就是因偿还这一百四十万元的募款为理由，支取了五十万元。这可能是孙中山个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支取巨款的唯一记录了。
随着唐绍仪的辞职，他同北洋系日渐疏远，比款事件也就告一段落了。差不多一年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以抵御袁世凯愈发强硬的专制统治。此后国事日非，这些什么“冒滥”或“私分”就再也没人注意了。
没想到，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6年七月初，提议唐绍仪担任外交总长。这个任命激起了北洋系督军们的新仇旧恨。在他们眼里，唐绍仪，一小吏耳，被袁世凯提拔至国务总理，却先是在内阁中偏向革命党，后索性直接投入反袁阵营。这些督军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就在唐绍仪就任外长后没几天，北洋系督军团于九月底发出通电，又开始翻起了老账：“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言结舌，无可为辞，竟至弃职潜逃”。六百万元，差不多就是唐绍仪带去南京的四百三十万两白银。至于“伟人”云云，是民初对孙黄等革命元勋的习称。
这事儿其实才隔了四年，无论知识界、媒体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还记得。唐绍仪看到北洋系又翻这笔旧账，知道今后在政坛日子不会好过，遂于收到通电的当天，就辞职远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央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