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日，逊位多年的溥仪第三次（第二次是张勋复辟）龙袍加身，登基成为“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这一天距离他就任伪满“执政”差不多刚好两年。
此时溥仪的心态是：“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为此他不惜卖身投敌，以继续其“复兴清朝”的春秋大梦。
天真的溥仪没料到，日本人只想要一个“汉献帝”，而非清太祖。
溥仪来东北以前，日军为了拉拢他曾经吹嘘说：溥仪出任执政，是三千万民众拥戴，关系新国家的前途”。溥仪飘飘然以为，可以回到祖上龙兴之地大干一场。等他一入虎口，才发现什么权力也抓不到手。
皇帝调不动“御林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溥仪和日本人都很清楚。伪满军权成为双方勾心斗角的焦点。起初溥仪手下还掌握一支禁卫部队“翎卫军”，编制有三个步兵连，系由前吉林省公署卫队和公安部队拼凑而成。
溥仪的弟弟溥杰早年在日留学，暑假回到长春。溥仪派“翎卫军”到火车站布岗，结果遭到关东军的抗议，只好下不为例。他虽贵为“皇帝”，却没有权力出动御林军迎接亲弟弟。后来，“翎卫军”被改编成伪禁卫步兵团等部队，归伪军政部直辖。
关东军对满洲国军队严加控制，从人事调动到教育生活，伪军任一角落都逃不过日本顾问的监督。
溥仪即位后当上陆海军大元帅，也想提拔亲信掌握军队。当时伪禁卫步兵团有一中校团副出缺，溥仪于是准备调妹夫万嘉熙（原为伪军中尉）担任。
结果，日本顾问给此人安上了“虽不反满其实抗日”的“红帽子”，送去了热河前线的“讨伐队”，结结实实给溥仪上了一课。
在各级军官的选拔上，关东军极力挑选亲日分子执掌大权。如“翎卫军”首任司令官金壁东，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另一个身份是清末肃亲王之子，也就是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兄弟。
伪军内部上下媚日，热衷当奴才，乌烟瘴气。在一次宴会上，有个叫佐佐木的日本军需官，竟抱住禁卫步兵团团长郭文林亲嘴。日本方面大为称赞，说这是“日满亲善”的榜样。
日本顾问和伪军将领的“基情”还不止如此。
日方高级顾问元泉馨，曾在酒酣耳热之际，拍着伪军政部大臣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安安高坐当主人吧！”
邢居然微笑着说：“我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他说得一点没错，真正掌管伪军政部的日本中将真井鹤吉，从伪军组建到瓦解一直高居次长之位，汉奸大臣仅仅是一块招牌。溥仪对于伪军政部可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溥仪还不死心，又以私财养了一支亲信武装“护军”。他以从天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为基础，招募了约三百满蒙子弟。这支亲兵专门负责“皇室”保卫，军官里没有日本人，可以算溥仪的羽翼死党。
关东军担忧他以此为核心扩大军事力量，于是后来发生了“护军事件”。
1937年6月28日，护军部分人员休息去公园玩，被日本特务侦知。关东军蓄意挑衅，派一个班扮成游客，假装争租游艇，和护军打起架来。不料护军中有不少武术好手，把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还踢死了一只警犬。
然而事后，日本宪兵勒令护军领导赔礼道歉，将肇事护军驱逐；随后又迫使溥仪任命日本人当警卫处长，接管护军，把原有的三百人编制缩到二百，而且不许带长枪，只准配手枪。就这样，溥仪的最后一颗牙齿也被关东军拔掉了。
“从此君王不早朝”
伪满政务方面，也由日本人全盘代劳。
“满洲国”立国之初，就内定由日本人担任各部总务司长（后改次长）和主要司长。为了控制方便，日本人在每个伪组织机构中，都安插了日本官吏，汉奸一般仅作为招牌使用。
比如，有伪皇帝，就有一个日本“御用挂”监控“皇帝”；有伪总理大臣，就有一个伪总务长官控制伪总理；有各部伪大臣，就有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军队里有伪军司令官，就有日本高级顾问或日本教官；乃至伪省长、市长、县长，无不如此。
日本人在伪满高级官吏中，竟占大约三分之一。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总务长官、各部日本次长和关东军参谋联席会议决定。
也有伪满官员对此不满，伪财政总长、满清宗室熙洽很不识趣地说：“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做顾问可以，安置这些日本人做官，成何体统？”
日方的总务长官勃然大怒：“满洲国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它的富强康乐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日本政府派遣优秀官吏来完全是好意，你们怎么能怀疑呢？”
再如，当时各部的日本人次长，拿的薪水比总长还多。又是熙洽跑出来说：“既然宣称“日满亲善”，为什么日本人享受优待？”
日本人理直气壮地回复：“要讲平等就要看能力高低，日本人能力强，当然待遇要高。何况日本人是为了帮助满洲建设‘王道乐土’漂洋过海而来，应该优待。”
经过日本“优秀官吏”的“辅佐”，溥仪本人的参政信心和活跃程度每况愈下。做“执政”的时候，他还坚持每天“办公”，经常召见手下的伪满大臣，有时还一同吃饭。到30年代中期以后，这位伪帝由于长时间无事可做，心情颓丧，还真就“从此君王不早朝”。
没事的日子，溥仪一般上午不到十一点不起，为此需要用双层厚窗帘把卧室遮得严严实实，即使太阳高照也一点光不透；用早餐在十二点后，有时要一两点，比一般人午饭还晚；下午四点到六点还要睡中觉，有时晚上八九点才起来；十点后吃顿饭，夜里两三点再睡。
这样看来，也许还是日后规律的监狱生活对他身体更有利。
清醒时，溥仪则主要忙着求神问卜、诵经念佛、学医吃药。伪国务总理每周进宫报告一次“国务”，成了他和重臣的主要联系。据溥杰披露，“皇帝”有时居然坐在马桶上，由当差的拿来公文、毛笔和墨盒，他随便在后面签个“可”字再拿走，就差拿“圣旨”当厕纸了。
在这种情形下，溥仪不得不收拾起原先的雄心大志。
很多人不知道，溥仪还作过一首曲子——名为《奉天歌》。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恢复我们大清的江山，江山，江山”。据说他只和最亲信的人一起唱，而且唱到这句要把声音压到听不清的程度，唯恐日本人知道自己“恢复大清”的野心，与日本肢解、吞并中国的妄想冲突。
“昭和的弟弟大和”
至于在“满洲国”普通老百姓中间，傀儡皇帝的存在感也相当弱。一个与“御弟”溥杰熟悉的妓女竟对他说：“我曾认为满洲皇帝是日本皇帝昭和的弟弟大和，现在我才知道你们不是日本人。”
然而这不能单纯以玩笑视之。日本人的确试图釜底抽薪，打入爱新觉罗皇室的血脉，制造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成年后丧失了生育能力。日本军阀于是当起大媒，让血缘最近的“皇弟”溥杰与日本华族女子结婚。伪满随即发表“帝室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承，无子以孙继之，无孙以弟继之。
溥仪既然不能生育，子、孙继承当然是废话。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最终溥仪带有日本血统的侄子会继承伪满帝位，“昭和的弟弟大和”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现实。
讽刺地是，溥杰夫妇婚后只生下两个女儿，关东军玩不转“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一番美梦成为泡影。
然而这样也给溥仪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每当溥杰夫妇馈赠食物或与他同桌进餐，溥杰没有先动，溥仪就不敢吃，唯恐弟弟为依靠日本人当“皇帝”而毒死他。
更有甚者，日本人不仅插手伪满皇室的子孙问题，还要当溥仪的“祖宗”。
溥仪素来信佛，刚来东北时，起居室里供奉了一尊佛像。负责监视溥仪的日本军官、“御用挂”吉冈安直看到后说：“陛下最尊敬崇拜的应当是日本，信仰也应供奉日本的始祖天照大神。”
于是溥仪只好撤掉佛像，从东京迎来天照大神的三神器，在长春搞了个“建国神社”，每逢初一十五膜拜祭祀。东北人民经过“神社”如不加敬礼，即以不敬罪论处。
可是溥仪自己也是一肚子牢骚。溥仪对他的“贵人”李玉琴说：“天照大神是日本天皇的祖宗，叫我朝拜，就是要我做日本的儿子，拿天照大神当我的祖宗。”
溥仪每次去“神社”祭祀，总要先在家里给祖宗磕一回头；向天照大神行礼时，也要在心里念叨：我这不算给它行礼，是给北京坤宁宫。
溥仪能做的抵抗，就只有这种“精神胜利法”而已。伪铁岭市市长的评价十分恰当：“这就是老张家的祖先，给老王家拿去供上。”这位市长因此话被判了八年徒刑。
“儿皇帝”不好当
日本人对溥仪的控制，由上述事例可见一端。实际上，在东北做“皇帝”的十几年里，溥仪从物质到精神都面临日本人无处不在的重压。
如1937年，同为日本傀儡的“内蒙自治军政府”首脑德王到长春，溥仪和他会面时，两人同病相怜，发了一顿牢骚。结果被吉冈探知，第二天直接问溥仪：“昨天陛下和德王谈了什么？”溥仪心惊胆战，死不认账，硬说是德王说了假话。尔后溥仪再接见外人，吉冈就有了陪坐的权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穷兵黩武，资源捉襟见肘。为了搜罗金属，日本在东北掘地三尺，铜币，铁栅，乃至破铜烂铁都不放过。在吉冈的压力下，溥仪不得不将宫里四个合金大吊灯拆下献出，后来更捐献了宫内府的大铁门，成了“没门”的皇帝。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土崩瓦解。溥仪等伪满要人被裹挟逃往通化，日本投降后随即宣布退位。如何评价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正如吉冈安直所说：“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
在民族危亡关头，总有人心存侥幸，以为能靠卖国换取荣华富贵、实现个人野心。末代皇帝溥仪用他的亲身经历证明，“儿皇帝”也不好当。殖民地的傀儡皇帝，就其人格尊严和自由程度而言，还比不上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