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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与公鸡

  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犹如一轮明月和明月中的玉兔。这样古怪的场面不像是真的,倒像一幅弗里达·卡洛的画,胎盘悬挂在空中,胎儿不知去向,天空是深蓝的,底下是墨西哥的大地和植物。如果深蓝的天空之下不是高大壮硕的仙人掌,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垌,一垄接一垄的花生、黄豆、红薯和甘蔗,一只公鸡站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从南流县城向着香塘公社六感大队奔驰,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插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加强营养,母亲特意弄来了一只胎盘炖给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脚步疲惫,却神情亢奋,她从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状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蓝紫色,胎盘就在器皿里。浸泡着血水,剪成了一块一块,脐带剪成了一小节一小节,像花生米那样长短。母亲直接倒进砂锅,放进生姜和酒,像炖鸡一样,大火烧开煮五到十分钟,再小火慢炖。

  我像等待一只炖鸡一样等着胎盘炖好。

  我不但吃过胎盘,还吃过青蛙和老鼠,在饥馑的革命时代,这三样东西胜过今天的山珍海味。胎盘味甜,脬,不是糖的甜,是一种鲜美。像鸡汤。比鸡汤甜。胎盘肉类似猪肺,有点脬,松而疲。不好吃。但脐带却好吃,脆,滑,与猪耳朵相仿。母亲会把脐带挑出来挟到我的碗里,她说你不爱吃肉就吃脐带吧。常常是她从医院值夜班回家,从菜筐里拿出这只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器皿,一边说今天这个产妇是头胎呢,很健康,又新鲜,半夜三点生的,这个胎盘最靓!但胎盘没有青蛙肉好吃,南流土话管青蛙叫禽鼠,机关干部则叫田鸡,田鸡肉比鸡肉嫩滑,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上葱姜炒,或者放进滚粥里,则成田鸡粥。长大后在北方也吃过田鸡,是整只剥了皮油炸,四肢僵硬,形骸悲惨,犹如僵尸,我看了大骇,不但毫无胃口,连多看一眼都不忍。我的禽鼠,我的田鸡,我的青蛙,他们这些野蛮人,真是暴殄天物啊!老鼠也如此,你不能想象我们是吃一只老鼠,我们吃的是鼠肉,剥皮开膛,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鼠肉,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姜酒炒,如果要给没长牙的小孩吃,则要把鼠肉剁成肉末,煮鼠肉粥。鼠肉比鸡肉更优质,只要看老鼠奔跑的速度是鸡的数倍就能想到,它的肉更香,更紧,想当年,谁家在过道里炒老鼠肉,满街的人都要流口水!胎盘也没老鼠肉好吃,但是胎盘十全大补,营养高级,而且不易得到,故犹显珍贵。有谁家生孩子会自己吃掉胎盘,或者把胎盘送给别人吃呢?这都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处在胎盘文明的中级阶段,吃胎盘是一件需要适当遮掩的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在中药里我们叫它紫河车。但我母亲从来不用紫河车这个文雅的称呼,她直接叫做胎盘,她对胎盘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对她而言,胎盘就是高蛋白和氨基酸,是一种高级营养品。

  那年我十六岁,体重七十九斤,头晕,瘦弱,就要到农村去,从早到晚出工,挑重担,吃稀粥,所以母亲要让我单独享用整整一只胎盘。砂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胎盘鲜美的气味从姜酒中蜿蜒上升,我怀着对一只炖鸡的向往,等待胎盘炖好。这时母亲让我吃一点早餐,她从藤筐里拿出饭盒,里面的一点点肉粥已经凉了,倒在碗里,仅两三羹,铺满碗底而已,这是她从夜班的宵夜里给我省出的一口粥,粥里有肉末,味道极好,我三下两下就吃净了。

  我每周只有一两天能吃上早餐,全家六口的早点相当于一天的菜银,难以承担。早上六点半,《东方红》的乐曲从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响起,南流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如同当头一棒,从远远的地方挥舞而来,墙壁和蚊帐顶纷纷伸出手,把我们从半醒不醒中拽起身,朦胧着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走出大门,清晨的空气一凛,骤然清醒,肚子一下更饿了,空腹走在上学的路上,四面八方的凉气灌进肚子里,隐隐发痛。晨跑,到县体育场,跑上两圈,再回到学校上早自习,这时饥饿平息下来,似乎它也累了,要睡上一觉。第三节课开始,一上课,肚子里的水便源源不断地涌上喉咙,它们穷凶极恶,我用力地咽下去,它们更使劲地翻上来,我们拉锯着,来来回回,好像它们不是我的口水,而是牛皮,好像不是牛皮,而是更坚韧的什么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个回合下来,它们变得更尖锐,变成了阻挡不住的千军万马,手里拿着刀枪剑戟,在肚子里厮杀起来。一阵阵烧灼,一只火球在身体里。

  多年来就是这样。母亲的夜宵有时是粥,有时是米粉或面条,加有鸡蛋或肉末。她在值班室里呆到半夜十二点,食堂的推车辘辘声出现在走廊里,铁皮桶里的滚粥热气腾腾,带着温暖的肉香,它们被盛到了大碗里,有满满的一碗!夜宵的香气弥漫着,如果没有人来急诊,母亲就找出我家的饭盒,先倒出一半到饭盒里,然后开始吃夜宵。吃完夜宵如果还没有人来生孩子,她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六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夜晚,我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到早餐。

  插队的前一天,我吃到的胎盘极其鲜美,砂锅盖冒着热气,松木柴燃尽了,胎盘汤醇厚得如同鸡汤,我吹着热气,小口喝着汤,也吃肉,吃完一碗母亲又给我添上一碗,她说剩下的午饭后我再吃一碗,吃完晚饭再吃一碗。中午母亲做了炒米粉,放了猪油,有肉片、酸菜和蒜叶,非常香。晚饭她做了番茄水豆腐,还有韭菜炒鸭蛋,都是特意为我做的菜。我吃得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凭空重了几斤。

  中午的时候我舅舅捉来了一只公鸡,这只鸡羽毛华美,神情警醒,它的脖子和背部的羽毛闪着金红的亮光,尾羽是长长的墨绿色,色彩饱满沉着,它被放在在厨房过道,一只脚拴着麻绳,绳子另一头系在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午后阳光浓盛,透过人面果树的叶子洒满了过道,地上鸡蛋大的光晕一圈一圈的,满地都是,公鸡站在光晕里,它全身闪闪发光,鲜艳动人,好像这满地的光晕不是从人面果树叶子上洒下来,而是从它身上漫出来的。

  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临行前要给我打一针鸡血针,我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因为这时候鸡血针的风潮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即使在甩手操、红茶菌连同鸡血针这些稀奇古怪的健身术最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任何人投身进去。在革命时代,所有光怪陆离的强身术都无一遗漏地来到南流镇,甩手操、红茶菌、鸡血针,它们带着它们传说中的神奇功效,所向披靡,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再到小城镇,从N城到玉林再到南流,它们来自大地方,时髦,神秘,令小镇的人们着迷。

  我从未做过甩手操,也没有打过鸡血,只偶然吃过一口红茶菌,微酸,有点涩,是暗红透明的,我早就把它们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现在,一只公鸡出现在我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它在满地的光晕中,神采奕奕。我母亲从班上带回一副注射器,是高压锅消毒过的,用发黄的粗布包着,布上印着红色的字样:南流县人民医院供应室。舅舅一只手捉着公鸡的两只脚,另一只手掀起公鸡的翅膀,他拨开羽毛,鸡肋窝里露出一道暗青色的血管。母亲从公鸡的血管里抽出半管血,她用酒精棉球给我消了毒,然后往我身上一扎,这管鸡血很利索地就注进我的身体里了。她做事从来都是这样不容置疑,稳准狠,快捷,有效率。

  我在懵懂中,又兴奋又迷茫,同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兴奋还是应该迷茫,打鸡血针,这个神秘的事情,一个过时的时髦,它早就消失得踪影全无,现在它忽然从天而降,落到我的头上。一只公鸡,金红墨绿的羽毛流光溢彩,在人面果树下,它的血进入了我的身体里。

  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么?

  我会有特异功能么?我会力大无穷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想入非非中我兴奋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上像着了火,头脑里的筋也像灼着了,一阵热辣,一阵抽搐。脸是烫的,口干,我起来喝水尿尿,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得像一朵木棉花。

  家人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前去集合,我远远看到县礼堂门口停了三辆大卡车,很多人正在往车肚里放行李。站着和忙着的人都不少,但不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头也没戴上大红花,连标语都没有,一切都太平常了。

  不过我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唱出声来了。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盼着下乡,因为只有下乡才可能招生招工。人是要经受锻炼的,我把高尔基的《海燕》抄了两遍,时常念叨着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事就置身于一只湿淋淋的海燕中,假设自己飞进了暴风雨。十六岁的时候我默诵着这句话,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我拿着办手续的证明,到县革委会的知青办领取下乡物资。我从两种颜色的蚊帐中挑中了本白色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挑选感到满意。我听见旁边的人说,本白的好,别看现在有点发黄,将来越洗越白,漂白的那种现在白是白,洗洗就黄了,越洗越难看。还有棉胎,五斤重,还有被套,斜纹布,桃红的彩条,都是崭新结实的一等品,看在眼里就喜气洋洋,抱在怀里更加喜气洋洋,沉甸甸的,煞是踏实。

  这是第一份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它是一张床所需要的东西,贴心贴肺,更贴皮贴肉。一个居民模样的家长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李庆霖。知青办的一个女同志说:是要感谢李庆霖哪,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没有的,你们赶上好时候了。李庆霖,在一九七五年前后,是一个响彻海内的名字,连同那封著名的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知青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青的待遇从此大为提高。新下乡的知青按战线分配,工交战线到香塘公社,县直机关去附城公社,文教卫生战线去民乐公社。每个大队配一名带队干部,知青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统一配给粮油,每人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另有安置费拨到大队,用来盖房子买农具。

  一九七五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一半是行李,一半是人。人很杂,同车的一个都不认识。同班的仅丁服安凤美二人到香塘公社,丁服在另一辆车上,我连影子都没看见。雷红吕觉悟都分散了,雷红和郑放歌属文教卫生战线,她们到民乐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生产队。吕觉悟随父,属县直机关,下附城公社,我亦随父,工交战线。

  事隔多年,在歌舞升平中,文教战线、卫生战线、工交战线这些词听起来有一种遥远的幽默,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场浩大漫长的战役中,人属于某条战线,生长在战线中,永远不能脱离任何战线。战线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虽然从未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我们从未想到有什么词可以代替“战线”二字。系统,工交系统,真是太难听了。

  快开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安凤美,她抱着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我认识,就是二炮,它曾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呆过一段,我喂过它。

  二炮的羽毛跟我打鸡血的公鸡一样漂亮,但我相信它的智慧非同一般,否则它怎么能配合长脚耍魔术呢。安凤美抱着它爬上了另一辆卡车,她行李简单,父母都没来。我看到二炮站在一只木箱上,看上去和安凤美肩并肩头挨头的。它约等于她的家人。

  九点半,卡车出发,我站在卡车里。车慢慢开着,驶过南流镇的街道。公园路的空地上,晾晒着一簸簸的桂圆肉,簸箕里的桂圆肉香甜肥厚,招来了苍蝇和灰尘。另一些空地上则晾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龙眼核,听说晒干之后磨成粉,可以做年糕。一个男人在箍木桶,用一把柴刀背敲得铁箍咚咚响。卡车开过东门口,米粉铺的蒸笼正冒着浓厚的蒸气,有人坐在桌前吃米粉,杂货铺一闪就过去了,豉油的香味来不及散发出来,铺子里没有人,是空的,隔壁酸萝卜摊前倒是有两个小学生,他们正举着带缨的酸萝卜,一边啃着一边等着找钱。这些全都一闪就过去了。

  过了东门口就上玉梧公路,车速加快,学校的老师一个都没看见,学校的大门空荡荡的,孙向明早已回湛江,全班同学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凤凰树一闪而过,学校的大门一闪而过,医院宿舍的平房、我家的窗口、长着老鼠脚迹的操场、大园、旧产科、枇杷树、门诊、太平间、留医部,全都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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