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中国海军的创办，经过了一个难以想像的坎坷历程。李鸿章为这支中国前所未有的海上劲旅，耗尽了他的后半生。不巧的是这支海军的命运很不好，这期间正撞上了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使本来就不多的海军经费（从1875年起每年四百万两银）也得不到落实;又撞上了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要花费上千万两银子重修颐和园。慈禧个人膨胀的奢欲，使得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无辜地蒙受了巨大损失和耻辱。李鸿章作为这支舰队的实际首领，当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鸿章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必然有他的历史局限。对清廷，他要尽忠，尤其对慈禧，面对这个集中了所有男女酷吏的所有品质的关外女人，他明白她那超人的“处世技巧”，凡事不敢得罪;对国家，他要保卫，海军事业乃开天辟地之宏业，属于当时诸项国防事业的重中之重，不能有任何闪失，他必须要全力维护，要保全;作为他自己，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这个官位，他还想坐下去。这么一来，三面不能统一，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悲剧落在了这支新生的海军舰队头上———本来就很拮据的经费，还要再移出一部分去填补昆明湖之景区。悲剧当然也落在了李鸿章头上。这大概是老李一生中碰到的最大难题。 李鸿章原本是最早关注中国海防的，也是最为关爱中国海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多少年前就看到了日本的狡猾和野心，认为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日本。原先清廷比较注重西部新疆一带的战事，军费和队伍基本放在西部，而对海防之事尚未觉醒，只是到了1874年日本人侵占台湾之后，方才大梦初醒，对来自海上的危机总算开始关注了。
1874年，总理衙门发起在沿海督抚中进行了一次海防大讨论，这是一次为了建立中国海军而大造舆论的历史性的讨论。李鸿章是最先响应的一个，而且是暗中操纵的积极分子。他不仅自己具体提出了早就在酝酿之中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造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而且频频跟沿海督抚大员中的哥儿们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参加讨论。他叫在家中养病的丁汝昌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把当初的“六条”再细化一些。丁汝昌是头脑最清楚、作风最实干的洋务干将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不仅讲了李鸿章认为该讲的话，而且把李鸿章当时还不敢讲的话也都托了出来，叫李鸿章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儿。
李瀚章人老实，办地方粮饷和厘卡有经验，对现代海军本无深入了解，李鸿章就写信教他，如何如何附议，话讲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可谓苦心到家。所以这场表面看来是总理衙门组织的，在高级干部中统一思想的大讨论，而实际是李鸿章与“鬼子六”恭亲王奕策划的“双簧”。不如此也不行，如果没有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清廷凭什么要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白银给你李鸿章去买船呢?户部和西北的疆臣不要大闹怀仁堂了吗? 而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同治皇帝却病死了，光绪帝继位，慈禧再度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就被耽搁了一阵。后来虽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沈葆桢于1879年冬又去世了，后来的差事，还是历史地落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的建立，又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办海军，对于这个拖着长辫子的清王朝来说，绝对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舰船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横向如何“连成一气”、遇事又能机动行动的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员中的军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尽管万事开头难，处处遭掣肘，还走了不少的弯路（例如最初通过赫德买的“蚊子炮船”根本不能用于国防，像是钢片镶起来的），各省份也有各省份的算盘，李鸿章还是参考了不少国外的海军经验，筚路蓝缕，执意开拓，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间，费尽牛劲，拼死装备了二十五艘各类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十四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七艘装甲巡洋舰，拉起了北洋海军的基本队伍。
这是一支在当时算是很像样的海上威慑力量了，起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处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其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清廷方面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才正式成立了海军衙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相当于海军司令部），整个海军事务才算是有了中央一级的领导，而不再是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孤军作战。 新成立的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任总办，李鸿章和庆郡王奕劻被任命为会办，而“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亲王是挂名的，老李是干活儿的。但有了亲王牵头，自然比万事自己挡在前头要好，可以把矛盾缓和一点，矛盾由亲王去协调。任命下来了，而办起事来仍困难不少，他给曾国荃写信发牢骚说:“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
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 尽管如此，凭李鸿章的才干，和周旋上下的非技术本领，他还是很快把该办的事情办妥了。海军衙门刚成立半年（1886），醇亲王奕就要来视察北洋海军，好在基础工作已经作了十年了，总能拿出一番风光叫他看看的。结果果真让醇亲王大开眼界。醇亲王带了二三百人的巡视团，浩浩荡荡，一路开来，李鸿章又把各国的公使也请了出来。他们乘上排水量达二千八百吨的“海晏”号，在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八艘军舰的护卫下，彩旗招展，威风凛凛，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大员们登上黄金山炮台，看八舰表演打靶，又看鱼雷表演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颇为壮观。然后又驶向威海巡视。整整十二天，舰队很是风光了一阵，醇亲王也过足了瘾，领略了现代海军的威风，拍拍屁股走了。
从此醇亲王成了继恭亲王之后，李鸿章在朝廷里的同党。 李鸿章原本想利用醇亲王这个后台，把海军的事情办好，可是这个狡猾的醇亲王比李鸿章狡猾十倍，却来了个反利用，他要利用李鸿章来讨好慈禧太后！ 他本是光绪帝之父，又是慈禧的妹夫，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子上，生怕慈禧对他起疑心，所以处处恭维，惟恐不周。这么一来，李鸿章就惨了。当醇亲王提出要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的时候，李鸿章该怎么办呢?醇亲王可能认为，北洋舰队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很风光了，这是清廷花了那么多钱养育的结果，那么现在清廷需要用钱了，你李鸿章还不应该通融一点吗?这一下子，好像北洋海军就是李鸿章的了。封建社会，个人与国家，局部与整体，金钱与权利，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浆糊”八千里！ 他哪里想得到，军舰常年泡在海水里，每年都要维修的;海军常年雇佣的洋人技师、大副和顾问，都是要花重金的;沿海的炮台设施与军港都需要配套的……况且，这支表面上非常风光的舰队，在洋人眼里并不怎么样，一旦打起仗来，真的是令人失望了。甲午战败，举国痛哭，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总是把海军经费与慈禧修颐和园的事联在了一起。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醇亲王本人已经不在了，他已于1891年去世了，剩下的事就只能由李鸿章兜着。 李鸿章也滑头，醇亲王代表慈禧来要钱时，他有时候同意，有时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有时态度也并不太落后。 据姜鸣先生在厚厚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所做的考证，可知整个颐和园修建工程，总共费钱达一千万两上下，而维修三海即南海、北海、中海舰队舰只的费用又是六百万两银。三海工程十年间挪借海军经费计四百三十七万两，这笔款子后来都专款归还了;而颐和园工程就不是挪借或挪垫了，而发展成挪用！1888年就挪用了四十五万三千两;次年，奕劻决定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挪用三十万两，到1894年共挪用一百八十万两，另外还有七七八八的挪用，总共加起来，慈禧的颐和园共挪用海军经费达七百五十万两。
也就是说，她过个六十岁生日，竞“吞掉”了半支海军舰队！ 老李不是最爱海军的吗?虽是个会办，但是个实权人物，他怎么会同意呢? 现在学术界已考证清楚了，老李的上头虽有两个亲王做主，而李鸿章对慈禧也是不愿或者不敢得罪的，时不时地还要奉承。他写给各地督抚的信件，白纸黑字，说明他也为颐和园工程作出过“贡献”。他打着海军的旗号要求下面筹集巨款，共得二百六十万存入银行，然后把利息都捐给了颐和园工程处…… 他一定记得过去他遭遇弹劾的时候，慈禧总是站在他的一边，宁肯得罪了别人而保护了他。当海军衙门初立的时候，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就上奏表示反对。黄体芳是跟张之洞、张佩纶一起的“清流健将”，以敢于直谏出名，敢言人家所不敢言。
他指责李鸿章身任封疆，事务繁多，无事必不能巡阅，有事又不遵调度，比如在中法战争中，朝廷叫他调“超勇”、“扬威”两舰前去支援，他就是不去。他以保卫清廷为名，实际上拥兵自重。还说他所用之人，都是些贪诈卑污之辈，若让这些人遍布海军，一旦有警，悔之何及?所以建议撤去李鸿章海军衙门会办的差事，叫熟悉洋务的曾纪泽来当。奏折中语言甚为激烈:“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而挟以自重则有余！”这份奏折在京城群僚中引起轩然大波，仇视李鸿章的人奔走相告，称快一时。 孰料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处分黄体芳，罪名是“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令吏部（相当于组织部）拿出处分意见。
吏部之人也不喜欢李鸿章，吏部右侍郎李鸿藻还是清流的头子，自然是维护黄体芳的，只给了降一级的处分。谁知慈禧余怒未消，把折子掷回:“所议过轻，殊未允当！”黄体芳降一级不行，还要降二级！还要“吏部堂官，着传旨严行申饬！”老佛爷为了李鸿章竟发这么大的火，令吏部之人着实吓了一跳，此后谁也不敢再说李鸿章的坏话了。 在这之前，在轮船招商局的用人上，也有人揭发李鸿章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也被慈禧一口否决了。 梁鼎芬也弹劾过李鸿章，列举他的罪名，说他符合“六可杀”的条件，应当杀头，也被慈禧弹回去了…… 对于这一切，李鸿章能心中没数吗?他能知恩不报吗?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保住主仆关系了，以及最佳的主仆关系所带来的官位！ 一个多世纪以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姜鸣，放下股票公司的肥缺不做，一头扎进北京国家第一档案馆里，翻检那些散发着霉味的百年前的晚清旧档。丝丝缕缕，细细耙梳，他在浩繁的未经标点的黄纸卷儿中，终于理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考查出得来不易的海军军费，确有一部分被挪用了，有一部分的确是贴到了万寿宫的墙头上去了。
现在人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公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令人丧气的是，你那煌煌一百卷的《李文忠公全书》，说清了很多问题，而偏偏对这一段公案却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呢?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就算包住了一百年，也未必能包住一百零一年……这就又印证了中国另一句老话:“欲盖弥彰”。 历史是无情的。面对那些黄纸卷儿，总督大人该如何解释? 老李呀老李，这是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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