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一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带他走。咱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旅客中间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面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象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只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让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市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咳得非常厉害。他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〇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自己动身到市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儿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只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 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船只。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船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呆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一直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堂堂一表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上就做一个给海军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个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个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去，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地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从背后绿色的帘子中走进去。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
杰妮丝走到门口，发现大量飞得很高的飞机在一阵阵猛烈炮火的黑烟中间列成密集的队形向港口飞来。她走进汽车把望远镜取出。最初她看见的只是蔚蓝的天空和一团黑烟，然后有三架飞机飞入视野，形成耀眼的银白色三角形。飞机的翅膀上绘有一个实心的桔红色圆形。她吓得目瞪口呆，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飞行。
“是吗，太太？好多飞机啊！好大的规模！”店老板站在她身旁，龇牙咧嘴地笑着把包装好的物品递给她，笑得几乎把他的一双眼睛都眯成了缝。他的孩子们站在他背后的门廊上，一面指向天空一面用尖锐刺耳的日本话唧唧喳喳地讲着。
杰妮丝睁大了两眼望着他。在美国海军中，几乎人人都不喜欢夏威夷的日本人，猜想他们都是间谍。她也感染了这种情绪。现在，在这儿，这个日本人就朝她咧开嘴嘻嘻笑着，而日本飞机却真的在天上飞着呢！在夏威夷群岛的上空飞着呢！这说明了什么？这些无耻的日本人啊！她把物品接过来，态度生硬地猛的把望远镜递给他。那个人向她点了一下头，就仰起头来瞭望那些飞机，它们此刻开始掉转方向，一个个俯冲下去，从一阵阵浓密的黑烟中闪出银光。他喉咙里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直立着，把望远镜递还给她，对她呆呆地望着，一双乜斜着的眼睛象黑玻璃一样。那些涂着桔红色标志的飞机所呈现的景象，虽然很怕人，但仿佛有点虚幻，倒是他脸上的神色更向杰妮丝·亨利说明了珍珠港当时发生什么情况。她把望远镜抓在手里，跳进汽车，把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噗噗地转动起来。他捶打着车门，伸出手来把手掌向上，大声叫喊。原来她还没有付款。
杰妮丝原是个诚实的年轻妇女，但是现在，她怀着一种孩子寻开心似的激动情绪，厉声喊了一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使用水手的骂人话——去你妈的！就开足马力沿着公路疾驰而去。
杰妮丝·亨利就是这样看到战争爆发的。后来有好些年，她总在酒后跟一些好朋友讲起这个故事，通常都会引起笑声和喝采。
她把汽车的踏板往脚底下一踩，汽车飞速地在尖利的啸声中攀上山去，转了几个弯开到了山顶；她刹住车，跳进路边草丛里。这儿就她一个人。下面，银色的飞机掠过平静的海军基地上空，向基地俯冲，那儿的朝雾依然带着珍珠似的粉红色笼罩在战舰周围。一个个水柱向上喷射，几只船着了火，一阵阵的高射炮火发出淡黄色的闪光。但这种情景仍象是一次演习，而不大象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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