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①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①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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