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止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嗄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噢？是吗？”柯比说。
“因为如果他想这么干，他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快乐地笑着，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个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条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廊下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他们默默地喝着。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象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古代还没有机器之前，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
“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个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帕格问道，“还有什么事？”
“我不想麻烦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两块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厨师。”
“好吧，帕格，谢谢。最近我一直一个人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维克多·亨利拿起酒壶说。他回来的时候酒壶已经装满，还响着冰块的声音。
“我把晚饭推迟了，”他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
“这倒合我的意，”柯比说，“不过从我现在的情绪和你那只酒壶的容量来看，也许还要你领我到餐室去呢。”
“餐室不远，”帕格说，“那里的家具也没什么棱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对我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请我吃饭的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得坐飞机回来见总统。那时候我情绪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拦住了。”
“这太粗暴。一个男人喝多少酒是他自己的事，”帕格说，“更不用说我这位骄傲的美人儿有时候自己也醉醺醺的。”
“我说，帕格，你调的马提尼酒真太棒了。”
“柯比，要知道，你刚才说的，还不就是林白①贩卖过的，什么未来在招手之类的玩意。”
①林白（1902生），美国飞行员，一九二七年驾机单独作不停留飞行横渡大西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竭力鼓吹美国不参与欧洲战争。
“不过，林白还是个新人的典型，对吧？是独自一人驾着一架单发动机飞机飞过大洋啊！他给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指出了道路。”
“他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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