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撤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切断。此举对英国士气和供应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光荣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乘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之前，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却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
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却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因为在希腊，他们与之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面对他们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那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象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罗嗦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定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个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联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怖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英译者按：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作了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盛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当前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看来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小小事实完全略而不提，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过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利·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入一类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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