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个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请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
话，世界的文明还能在维斯杜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呆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呆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还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发展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
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之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能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象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刚毁了一半，好象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象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么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幅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留下血肉模糊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转，指着周围的人们。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儿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型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的医生，正好在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的眼睛里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
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只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金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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