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些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乜斜了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十七岁，干了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候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桔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里，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儿，叫‘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拜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采。“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字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一所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备、内部通讯、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直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的活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的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是一个教皇同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一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拚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了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个狗杂种，特别是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桁头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讯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讯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调情。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作出决定。通讯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早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我们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儿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定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至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分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帕格？”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有人敲了敲门，通讯军官走了进来。“我们没费什么劲儿就叫通了‘马布尔海德号’，先生，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接柏林。请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是多少号？”帕格告诉了他。
“是的，先生，号码对，没人接。”
迪格·布朗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看了一眼。布朗说，“在早上两点没人接？再试一次。听起来象是有点儿麻烦。”
“我们叫了三次，先生。”
“她可能出城了，”亨利说。“不用麻烦了，谢谢。”上尉走了出去。迪格沉思地抽着烟斗。
“另外，她也会在夜间把卧室的电话线掐断的。”亨利说，“我把这点给忘了。要是门关着的话，书房里电话响她可能听不见。”
“噢，是这么回事儿。”迪格说，又抽起烟来，有一会儿两人都没有说话。
“好啦。恐怕我得走了。”维克多·亨利站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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