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呆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嗨！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的活泼口气听来，她好象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象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呆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意蒙眬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着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个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们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在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象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字和短句，但有时候倒是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可以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宏亮深沉的、象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停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斯鲁特·莱斯里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他们俩要是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也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①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象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象华沙的妇女那样。
①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象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那就行了。别太土气。”
“噢，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个Amerikanka ①，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①波兰语：美国人。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耶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唷，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书比他读得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象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钉，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就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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