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沃尔德转动着一个被他拧成问号形状的夹纸用的回形针。他把旋转着的回形针扔出了窗外。“奎格现在在哪儿？”
“凤凰城他的家里。这儿的医生让他出院了，说他适合回去任职。目前他在第十二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临时任职，坐等军事法庭开庭。”
“他犯了一个错误，推荐你到林加延湾去——从对你处以绞刑的观点来讲。”
“这正是我的看法。你认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位飞行员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露出了有着一条条伤痕和多层皮肤的手和手腕，光滑的伤痕组织一直延伸到衣袖里。“嗯，也许，正如那位准将对他讲的，他当时考虑的是海军的利益——我要回第十二委员会去了，我要敲敲杰克·查利的脑袋——”
“我们打算申辩什么呢？”副舰长抬起头焦急地看着他的又瘦又高的辩护律师。
“当然不承认有罪。你是真正的伟大的海军英雄。以后再见。”
威利乘坐的飞机正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布雷克斯通上校劝说通了“凯恩号”的新指挥官让他走。“不管怎么说，开庭之前他有十天的时间，”这位司法官曾在电话里对怀特上尉这么讲。“趁着还能放他走就让这个可怜的乞丐走吧。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威利请假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回家和梅姑娘断绝关系。
在动荡不安的前几个月里他已逐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认识到他对她的态度，甚至给她写的那些信都是可恶的。他仍然思念她。如果“爱”这个词有意义，如果小说和诗歌对这种感情的描写是准确的，他认为他是爱她的。但是他有一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直觉，他绝不会背离自己受过的教养去娶她为妻。这是文学中司空见惯的老一套的冲突；而令人沮丧和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偏偏陷入了这一冲突。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受害者是梅姑娘，于是他决定在军事法庭给他的生活带来无法预测的新的转变之前先让她获得自由。目前已不再可能只通过写一封信或保持沉默跟她作个了断了。他必须当面和她谈，承受她可能予以他的任何痛苦和惩罚。他开始履行一项可悲的使命，他简直不忍心去想它。
他试图通过和身边一个秃顶而肥胖的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作者对外事务代理人，替作者与出版商联系出版、销售、翻译等事宜，从中收取佣金。——译者注）攀谈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他的邻座是那种一坐飞机就要吃安眠药的人。他费了好一阵时间盘问威利，问他是否亲手杀死过日本人，是否获得过勋章，是否受过伤。但他随后就没兴趣了，开始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来阅读，直至飞机在落基山脉上空颠簸晃动起来。于是他拿出一瓶黄色胶囊，吞服了三粒便倒在椅子上昏昏欲睡了。威利心想要是他带着安眠药就好了。最后他拉上窗帘，把椅背向后一推，闭上两眼，反复地回想起“凯恩号”上那些使人厌恶的事情。
儿童时期做过的一些梦是威利永生难忘的，尤其是这样一个梦，他看见上帝像巨大的玩具跳偶一样从他家草坪的树顶上一跃而起，斜着身子向下凝视着他，在他的记忆里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候见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同梦里的情景一样是虚幻的、令人痛苦的。在他闭着的眼睛的前面，四周都是绿色的墙壁，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厚厚的棕色和红色封皮的大部头法律书籍；头顶上孤零零的一盏荧光灯闪耀着带蓝色的光；他身边办公桌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散发出陈旧香烟的烟味。所谓的“调查委员会”，也就是一位粗鲁的瘦小的舰长，嗓音既粗糙又带嗤笑味，他的脸就像邮局职员拒不接受没包装好的包裹时表现出的那张讨厌的脸。
这一切和威利原来的想像是那么不同，那么不公正，而且那么快就结束了。尤其是范围那么小又那么令人沮丧。威利曾认为自己是一部宏伟戏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曾独自一人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凯恩号’哗变，‘凯恩号’哗变”，欣赏着说这话时特有的声音效果，并想像着《纽约时报》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极力赞扬英勇无畏的马里克和基思的大块文章，他甚至竭力想像出马里克的头像出现在新闻杂志的封面上。他曾经期盼着隔着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面对一排海军上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镇定自若地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回想起他做过的那个白日梦使他十分苦恼，他曾自认为是这次哗变的真正的关键人物，罗斯福总统召他去华盛顿到他办公室和他单独谈话时，他说服总统‘凯恩号’事件是个例外，绝不表明海军的士气低落。在罗斯福总统慷慨地答应恢复他的军籍让他任意选择职务时，他甚至打算只简单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愿意回到我原来的舰上去。”
在整个林加延湾战役和返回珍珠港的行程中，威利满脑子都是这些纷乱的色彩斑斓的荒唐念头，自杀式攻击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的损坏也很小（在日本飞机撞击之前他甚至没看见它），这次袭击仅仅起到了增强马里克、威利自己以及“凯恩号”全体军官的形象的作用，使他们都成了头脑冷静的英雄。
到了珍珠港之后随着怀特舰长的到来，这种迷人的景象开始暗淡了。怀特舰长是正规海军的一名英俊聪明的上尉，显然是善于解决麻烦的高手。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马里克就萎缩成低声下气的呆滞的副手了。军官起居舱里冒险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了，所有的军官的言行又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怀特为人处事严肃、冷静、讲效率，他的做法使人觉得奎格被解职一事似乎从未发生过。从一开头，他就像马里克一样把舰艇管理得很好，立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衷心拥护。威利把这次哗变当作海军后备队的英雄主义战胜精神病研究院的愚蠢的想像已失去了活力，研究院恢复了主导权，成了形势的掌控者。
但是威利仍未料到在旧金山形势会急转直下，他以前从未预见到有关当局会把伟大的“凯恩号”哗变当作一个令人厌烦的并不急迫的法律问题。显然在第十二委员会司法局看来“凯恩号”哗变的事只不过比偷了一卡车猪油的事稍大一点。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军舰仍停在干船坞中，怀特舰长的报告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当调查开始时，已经没有海军上将，没有绿色的桌子，没有总统的召唤了。只有一个小个子军官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进行盘问。
威利想知道是不是审理此案的规模缩小了才使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变成了靠不住的、描述得很糟的逸闻趣事。他越讲述这些事实就越让自己而不是奎格丢脸吗？是负责调查的军官怀有敌意吗？他原指望用来谴责奎格的那些事现在似乎反而表明他自己的不忠诚或无能。甚至作为奎格一大罪过的水荒一事他听起来更像是谨慎措施，而水兵们在轮机室偷水用一事却成了由不称职的军官唆使的反叛行为。他无法向调查军官表达清楚的是以前大家所经受过的精神上的痛苦。每当威利谈到酷热难当以及烟筒的烟雾时，负责调查的那位舰长就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最后来上一句：“我肯定你们遭受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你为何不向指挥官报告偷水用的事呢？”威利明白他应回答说：“因为我认为他是懦夫而且是精神病患者——”，但他嘴里说出的回答却是，“这个吗？呃，其他人谁也没报告，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报告。”
威利记得谈完话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种上吊自杀的可怕的预感；一种十分确切的感觉。不安地度过五天之后威利被召到布雷克斯通上校的办公室。调查报告交到了他的手上。在他开始看报告之前他的手指感觉到这些冷冰冰的印有蓝色线条的纸张十分可怕。他带着在噩梦中挣扎的感觉看到了有关他自己的那些话；就像看医生写的他即将死亡的报告一样：
建议（3）
以谋划哗变的罪名将美国海军后备队尉官（中尉）威利·索德·基思送交最高军事法庭审判。
威利理智地接受了军事法庭即将开庭的残酷现实，但是他的心却像一只睁大闪亮的眼睛环顾四周寻求救助的受惊兔子的心。他知道他仍然是人人喜欢的无辜而又性情好的威利·基思，那个能坐在钢琴前面弹奏出《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曲子而使大家开心的威利。由于在一次可怕的事件中被军事正义之剑刺中，他的种种美德似乎从他身体里流失了，就像空气从扎穿了的轮胎漏光了一样，他感到自己慢慢瘪下来了，变成了普林斯顿和塔希提俱乐部时期原来的他。多年来没有动过的一个念头现在下意识地小声讲了出来：“母亲会帮我脱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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