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颐鼎连声应诺。
“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善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自由和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蒙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这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颐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
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心，甘心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45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一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狐，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摇竹扇还汗流浃背；他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讲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发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陈老先生已经86岁。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和笔者交谈时，那深沉的情感时常溢于言表。他不抽烟，只喝浓茶。
“可以感觉到、刘伯承、邓小平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写好电文，每每把眼镜一摘，对工作人员说：‘送政委定稿。’邓小平个子不高，散步或出门迎接什么人，刘伯承总是走在邓小平后面或侧面稍后。这种细微之举令我感动不已。邓小平称刘伯承‘刘师长’。看我有些不解，就对我说：‘这一嘛，伯承是129师老师长；二个嘛，伯承是我的老师，我敬重的长者。’有一天，他拿了一副字给我看。我问他喜欢什么体，他很认真地说：‘刘体，集柳、颜为一体的刘伯承体。我临的就是他的帖。’
“住了四天，刘伯承看我老是闷着，问我：‘想不想到我们后方看看？蒋先生说我们是土匪，共产共妻，你看是不是那样。’我笑着说：‘好，我去看看！’走的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为我饯行。在座的还有罗哲东、郓城被俘的55师副师长理明亚。
“席间谈到蒋介石主办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训练班。理明亚6月底刚受训回来，7月初就被俘了。他说：‘蒋委员长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讨战术，一是解决士气。有什么办法呢？统帅部绝对不承认战略有错误，反而责备将领们不注意战术，不关心自己的存亡荣辱。蒋说：我个人已经老了，没有关系，你们不好好干，最后失败了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理明亚接着说：‘这回我受训一趟，花了40多天，其实无论如何一个月足够了，可是大多数人躲来躲去，根本无心归队。所以我们营师长福霖说我：明亚，你还算老实。’
“我的副师长罗哲东有头脑；他是湖南人，带点辣椒性格。他说：‘我们那边的问题是没有政治资本。北伐的时候，我们有明天的远景，今天打军阀，明天革命成功，中间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黎明。人人为肩上的重任自豪。那时黄埔同学见面，就问哪个做了烈士。没有怕死的，都以死为荣。现在呢？今天为了什么？明天是个什么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哪里有勇气流血牺牲？怎么能不打败仗？’
“理明亚苦笑道：‘我们现在成了那时的北洋军阀。行军找不到向导，打仗找不到担架队；天一黑赶紧宿营，几个部队挤在一起，即怕被解放军包围，又怕地方民兵骚扰。放出去的侦察不但弄不到真实情报，反而常常遭伏击。简直就像聋子、瞎子。而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却摸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师长个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长都知道。’
“邓小平笑了，说：‘不光知道师长的，你的我们也知道。’大家正笑着，就听旁边的收音机播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条‘新闻’：‘鲁西消息，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连日来获得空前大捷……’当时我很难堪，便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刘伯承笑笑说：‘从反面听嘛！鲁迅先生的推背图，对蒋介石很适用。’
“饭后，送我们的车子来了。过黄河走寿张，经过邯郸，再去太行山。张际春副政委也来送行，并派了保卫科张科长专程护送，保证我们的安全。临别，刘伯承把他写的《指挥纲要》一书送给了我……
“在那个四合院住过的四天，对我的后半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不曾意识，其实我和刘邓一接触，我原有的信仰就开始崩溃了，新的思想亦已孕育。在解放区参观结束的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回南京，可以回家乡，可以留下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刘伯承；如果有，我想我会改变称呼，称他‘刘师长’的。”
陈颐鼎老先生谈了许多许多。临别，他送我们出门，指着门口的“黄埔同学会”牌子又道：“民族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我在努力做，也算不辜负刘伯承师长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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