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人员之一，不过，他选择的角度同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战略欺骗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他搜集了几十次战争的资料，专门研究战略欺骗对情报判断的影响。他发现，战略欺骗和战争的突然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不进行欺骗也可能达成突然性，但是，如果进行欺骗，则可以保证达成突然性。惠利据此重点剖析了“巴巴罗萨”行动，并于1973年出版了《代号“巴巴罗萨”》。他认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对“巴巴罗萨＂行动并不完全适用。斯大林之所以木相信苏联会遭到突然袭击，不是由于苏联情报机构得到的“信号”含糊，恰恰相反，德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竭力降低那些有可能干扰斯大林判断的“噪音”的含糊程度，并且发出十分清晰的“信号”：德国不会入侵苏联。这些由德国情报机构精心散布的假“信号”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些含糊的噪音。惠利因而认为，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噪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关突然袭击的所有案例，至少对“巴巴罗萨”行动来说是如此。
惠利的研究结论拓宽了判断失误研究者的视野。应该说，被罗伯塔·沃尔斯塔特选为研究对象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由于日本的战略欺骗水平较低，她在研究时几乎完全忽略了日本战略欺骗对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对于珍珠港事件，惠利选择的“巴巴罗萨”行动更具有典型性，因此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罗伯塔·沃尔斯塔特的结论进行修正。惠利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后，战略欺骗被当作引起判断失误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要超过一般的“噪音”。经过修正的“噪音”理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1977年，《国际研究季刊》第对卷集中推出一批有关判断失误的文章，其中由迈克尔·汉德尔撰写的《赎罪日战争和突然性的不可避免》引人注目。汉德尔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大大发挥了“噪音”理论。他提出，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情报分析人员面临三重“噪音”障碍，其一是由敌人引起的“噪音”障碍。在很多情况下，敌人的目标和意图并不明确，同时存在很多目标。如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1年9月，日本还未确定是南进还是北进。在赎罪日战争前，叙利亚和埃及在确定进攻时间方面也有分歧。
这些都为情报人员分析敌人的意图造成困难。影响情报分析的第二重“噪音”障碍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过于紧张会分散情报人员的注意力，如珍珠港事件前，欧洲战场的形势分散了美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的注意力。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伊朗。在美国情报界开列的“危险地区”名单中，朝鲜列在第十名之后。美国根本没有想到在朝鲜这个小岛会发生一场战争。
但是，国际形势过于缓和又会掩盖敌对双方的紧张状态，钝化情报人员的嗅觉。如赎罪日战争前，美苏之间出现缓和，国际社会也在阿以之间进行调停。这种缓和局面使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局面，苏联会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因此， 无论国际环境如何都会分散情报人员对“信号”的注意力。
情报人员面临的第三重“噪音”障碍是自我产生的“噪音”，这主要是由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引起的。 汉德尔认为， 情报人员应该意识到，要区分“噪音”和“信号”十分困难。在情报分析人员眼中，所有的材料都是“噪音”而不是“信号”，因此，对各种情报资料，不管其有无根据，都必须一视同仁。路德瓦克和霍罗维茨也认为，如果不是从事后看，“信号”与“噪音”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所谓能避免判断失误的说法，都是一些事后诸葛亮。
大体而言，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又有一种固有的倾向：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的行为取向。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常常使情报分析人员一错再错。克劳斯·诺尔认为，突然袭击可以分成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
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同样如此。
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何妨！
再说，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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