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很早就明白自己与别的孩子是不同的，不然他便无法解释许多事情，譬如他同小朋友打架时警卫叔叔为什么训斥那个孩子连同孩子的父母而不训斥他；为什么大院外头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自己却一年四季丰衣足食；为什么他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别的孩子却不能，等等。生下来那天起他就在被动地接受这些不平等，等有一天他长得能够理解它们时，要从心灵深处去除这种“天之骄子”式的优越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从他的眼里看去，也没有必要。生活给予了他这种意识，而它不仅成了他的世界观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还成了他的基础和他的特殊人格、尊严得以维持的前提。
很久以后他读到孟子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经过目，便觉得此话似乎正是对自己这一类人讲的。人与人本来就是不同的，他所以是他，正因为他出身特殊，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过人，从很小时就明白自己一定要建功立业，做个不同凡响的人。这样，他内心深处的那种优越感，就不仅不是有害的，还似乎成了一种必要，一种自己要实现远大理想的保证与动力。
父亲是江涛成长道路上的另一所学校。少年时期，他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学校已经向自己开课，就已读到了那本教科书的深奥文字。不大懂事的时候，他就见惯了那些来拜访、探望、请求什么或报告什么的人在父亲面前那种尊敬、拘谨乃至于畏惧的神态。有资格踏进江涛家门的人都是些军衔相当高的军官，他们小心翼翼的举止，忐忑不安的神色，年复一年地使不苟言笑的父亲在江涛心目中具有了不可言喻的高大和威严。他十二岁那年就已经懂得了许多东西：只有像父亲这样在人生旅途中建树了无数功勋的人，有一天才会被授予如此重大的权力。父亲的成功是他在军人的事业上的成功。以前他总觉得父亲与自己相距很远，从这一天起他突然觉得自己与父亲很近，父亲成了他真正崇拜的人。然而他还刚刚读完父亲这部大书扉页上的题词。
只要他朝父亲的成功里望上一眼，便立即望见了战争和父亲在战争生涯中走向的辉煌，如同每一个农家子弟从小就懂得大量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知识一样，少年江涛的脑海里早早地就塞满了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知识：父亲的战争、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因战争而名垂青史的伟人、著名的战役和战例、经典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等等。也还是从那时起，江涛就再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将终身做一名军人，他的使命，他的责任就是战争，而他自己则将在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人。
父亲还没等到他长大成人就病逝了，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看到。老将军生前威望崇高，死后极尽哀荣，于是他和他的家庭既不像一部分高级将领那样在十年“运动”中先是飞黄腾达而后又锒铛入狱，也没有像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庭那样先是惨遭蹂躏后又在浩劫完结之年平反荣升。他的英名和荣耀在死后仍旧庇护着儿子，使江涛能顺顺溜溜地走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江涛十六岁便到父亲的老部队当兵，然后入党、提干，排长、连长、营长一帆风顺地升上来，其间两次进军事院校深造，并以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身份参加了几年前早春的边境战争。二十九岁回北京结了婚，用当兵的话说就是“有了根据地”。没有谁怀疑他前程远大，他也相信自己正沿着父亲当年的脚印前进，唯一的遗憾是没有仗打，不能像父亲年轻时那样获得辉煌成功，迅速成长为一名万众瞩目的高级将领。
此后一段时间内江涛有了某种失落感。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其一，随着时光流逝，父亲的名字在后人眼中逐渐淡漠，不再能像过去那样给自己以庇护了，证明便是他职务的晋升不如往日那样顺畅了；其二，过去他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现在却意识到，自己作为生命和尊严基础的那种“天之骄子”式的优越感正在受到别人的轻蔑与挑战。后一种情况不仅来自那些不熟悉他和他的家庭背景、却能够左右他的命运的上级，还来自部队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工农子弟，其中就包括明天带B团打001号高地的柳道明。柳道明出生于黔西山区，与他同年入伍，参军时不但带来了一口难听的方言，还带来了他农民式的坚韧和精明。
江涛一直瞧不起此人，但当柳道明和一批与之相似的农家子弟终于在部队成了“气候”，客观上能同他分庭抗礼，甚至有可能将他挤出跑道时，江涛的整个观念世界便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战争的事业或曰将军的事业本应只属于他以及他一类的人，柳道明们却要从他的生活中将它夺走，连同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成功与光荣！接下来发生的事对江涛打击更大：一直是L师第一主力的B团团长空缺，全师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只有他和柳道明两个，命令下来，被任命为B团团长的是柳道明而不是他。这一纸命令还有着谁都明白的意义：一般说来，只要柳道明近几年内不出大娄子，下一任L师师长也会是他。江涛接到的是另外一道命令：打起背包，去首都参加军事学院的一个为期一年的指挥员训练班。
江涛带着自己将要被部队淘汰的危机感回到了首都。就是此次回家后，他觉察到了妻子尤莉娅已经移情别恋。对方是一位大胡子画家，与尤莉娅青梅竹马。江涛毕竟出身不同，受过良好教育，知道怎样做才能使自己少受伤害。他爽快地同尤莉娅办了离婚手续，以一种新派的优雅态度继续同她保持亲密朋友式的关系。他还通过尤莉娅请大胡子画家画了一幅戎装的拿破仑半身像，背景是奥斯特里茨原野的黎明。他把这幅水平相当高的油画挂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引起了朋友们的一致喝彩。没有谁知道这件事构成了对他的心灵的又一沉重打击。他在部队与柳道明的竞争中已经失败，回到京城又发觉像尤莉娅一类的女人也不尊重他了。他是做惯了天之骄子的；军队是他的故乡，是他仅有的、熟悉的、能够耕耘的土地，离开军队无疑等于他整个生活和梦想的彻底毁灭，那在他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江涛恼怒地鞭挞自己的心灵：你不能认输，你必须好好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对自己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变，告别旧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走向一个更有魅力的新我，重新回到部队去投入竞争！
一年后江涛回到师里，先被安排到C团当了半年副团长，后来被任命为相对来说不那么受重视的A团团长。熟悉他的人这时都对他身体和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大吃一惊。除非特别正规的场合，江涛不再穿军装，只穿迷彩服，节假日则换上考究的西服，领带的条数之多令同事咋舌不已。他在革新自我形象的同时声言要在A团实行“改革”，并真的拿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生活管理、后勤建设诸领域一股脑儿变出了许多新花样。这时上下都在喊“改革”，江涛恰恰赶在点子上，立即就成了本部队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一时期江涛也确实使A团的全面建设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柳道明的B团无形中被他比了下去。江涛有成功的愿望，也有这方面的条件。他在北京的家庭背景，他的新学历，他那些进入政界、经济界、思想文化界的朋友，都帮他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改革对于部队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重大意义。最初的成功重新恢复和扩张了他那受到伤害的优越感，也由此让他看到了自己在同柳道明竞争中的优势所在。柳道明即使当了团长仍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自己生命的根须却深深扎在左右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上层。江涛几乎本能地明白：社会的变革最初往往会以异端的形式长期酝酿于思想界，终为一位大权在握的领袖首肯，这时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就会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