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对于中国人，国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地球村”里人类社会链条上的大小环节。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③。
【③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书中，以一小节谈到“新型的全球性组织”，“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意义重大的力量转移，即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向全球性角斗士转移”。而所谓的“全球性角斗士”是指从欧共体到跨国公司，这些大大小小的非国家实体。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的统计，全世界已有44000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转引自《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伦文章《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④。
【④据布热津斯基的看法，21世纪将出现数个的国家组群，如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组群；欧亚组群。这些组群之间的争斗是未来冲突的主导。（《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21）。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加，亦体现了这一趋势。（见《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
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⑤。
【⑤如东盟、非统等组织已经或正在成为解决地区事务的不可忽视的超国家组织。】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⑥，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⑦。
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⑧。
【⑥战国时期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连横”（秦联一或数国攻击他国的联盟），即为国与国联盟的范例。（《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P4）】
【⑦当代的超国家组合，不只是国家组织与国家组织之间的组合，它还包括了国家与跨国甚至非国家组织的组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某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对冲基金的默契配合。】
【⑧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为世界安全开出新的处方，建立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为核心。且不论布氏的处方是否有效，但他至少指明了一条与我们相同的思路，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卡尔·多伊说，“国际组织往往被视为引导人类走出民族国家时代的最佳途径”，一体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平”。（见《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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