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颇感费解。因为仅用蛮族人的悍野、残忍、诡谲以及骑兵的机动性这些理由，都还不足以对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或许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果然，黄金分割律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我们发现，蒙古骑兵的战斗队形与西方传统的方阵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阵型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比例为2:3，人盔马甲的重骑兵为2，快捷灵动的轻骑兵为3，又是一个黄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这样的统帅统领的大军，比在战场上与它对峙的欧洲军队更具冲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基督教欧洲人除了把黄金律运用到宗教艺术方面天赋甚高外，对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开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药时期，滑膛枪渐渐呈现取代长矛之势，率先将滑膛枪兵和长矛兵对半混编，以改造传统方阵的荷兰将军摩利士，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这种正面强侧面弱的阵型进行调整后，才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来的216名长矛兵＋198名滑膛枪兵中队之外，增加96名滑膛枪兵，这一改变顿时突出了火器的作用，使之成为了冷热兵器时代军队阵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枪兵与216长矛兵之比，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黄金律的光斑。
还不止是这些。看看吧，在我们承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⑦
【⑦《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法）马塞尔·博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苏联－对德战争》，P684－694。】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出，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
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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