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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第十二章

  父亲今天怎么比往日更烦躁易怒?夏平和平平在客厅里坐下,看着父亲气冲冲地走来走去。“夏平,叫你不到,叫你不到,你干什么呢?你不知道我今天有重要事情找你,你今天能不能别忙其他乱七八糟的了?”他敲打着茶几大声地说。

  “爸爸,我这不是来了嘛。”夏平扶了扶眼镜,温和地笑笑。

  “来来来,叫你几遍了,你为什么不能召之即来?”黄公愚嗓门更高了,眼瞪得更大了。

  “刚才家里有点事。”

  “事儿事儿事儿,还有没有轻重之分了?你不知道爸爸的事重要?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夏平垂着眼依然温驯地说。

  “你最不知道,就你最会气我。”

  “爸爸,我来晚了,让您生气了,您有事就说吧。”夏平又一次认错。她已经受惯了父亲这种毫无道理的雷霆大怒。

  “唉,你们没有一个理解我的。”黄公愚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仰靠着用手遮住额头。

  ——你们谁理解我?一个个就知道烦我。(魏炎作报告时那装模作样的脸晃来晃去。自己满胸膛的怒气往外冒着,太阳穴血管有点暴起,夏平那忍受训斥的温驯神情……)自己怎么对夏平这么大火?这个家里除了夏平对他比较理解以外,还有谁更理解?自己的脾气有点过头了。

  ——父亲这两年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年纪大了,快八十了(看他遮额头的手上松皱的老皮和黑色的老人斑),又不上班,整天闷在家里,太寂寞。对现在许多事情不理解,肯定也很苦恼。看他呼呼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胸部一起一伏,老这样下去,心脏血压都会出问题。最近他要出国,出去转转,散散心也好。

  ——爸爸就会对二姐发脾气,也就是二姐受得了他那一套,还成天伺候他。难道要让二姐一直伺候你,当一辈子老姑娘守在你身边?爸爸的情绪越来越病态,人到了这把年纪,就“老天真”了,就有些不知常理了。他过去不是这样。

  几秒钟的寂静过去了。“爸,您有事就说吧。”黄平平说,“二姐一个人如果帮不过来,我们都可以帮。”

  黄公愚放下额头上的手,火气似乎消了一些,“不用你们。”他一指墙角那紫檀雕花小方几上的电话,像首长发号施令一样,冲夏平说:“你给我要个电话——××日报,文艺部,负责人家里。”

  “哎。”夏平走过去拿起话筒,翻开电话簿,拨着号码,“爸爸,您有什么事?”

  “什么事?”黄公愚愤慨地拍了拍茶几上摊放的一张报纸,“你们看看。”

  “这怎么了?”黄平平瞄了瞄。副刊上登着一篇文章:《论东方艺术研究工作的振兴》,署名魏炎,是东方艺术协会的副主席。

  “怎么了?他们也让我写了文章,为什么用他的不用我的?”黄公愚气愤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报社也要择优用稿嘛。”黄平平说。父亲这样毫无道理。

  “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这是总结东方艺术的研究工作。我是协会主席,为什么不用我的?到底是我的文章更有权威性、代表性,还是他的?”

  “爸爸,你这样说不对。您是不是打算问报社这件事?……那您千万别问了。姐,把电话挂了吧,让人家笑话你。”

  “什么笑话?他们这样做才是笑话。”黄公愚一敲茶几愤然而起,走过去拿起挂通的电话。

  黄平平看着他简直没办法。父亲现在越来越有些老糊涂了。老是做这种失态的事。一天到晚像着了魔一样,就怕社会上忘记他——忘记他的名字、地位、功绩。他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为捍卫自己的存在而奋斗。这是不是也算一种特殊的老年精神病呢?

  “啊,是鲍兴志同志吧?我是黄公愚啊。”黄公愚捂住话筒,转身对夏平吩咐道,“拿笔记录一下。我的话他的话都记下来,他的话我重复出来。”然后又拿起话筒通起话来。“我写的文章为什么没发啊?……什么?你们寄回给我了,让我修改,一直没收到我的修改稿。是吗?……我是没再寄回去,我看不出有什么修改的必要啊。……什么?你们认为还是修改一下好,有些提法不太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那样发对报纸、对我都影响不太好?……那你们为什么不多等我几天呢?我很忙,要改也不是一两天能改出来的嘛。你们为什么匆匆忙忙先发魏炎的文章呢?现在协会的负责人是我嘛,他的文章又没有经我审阅过,你们这样发慎重吗?……”

  黄平平坐在一旁听着,为父亲感到脸红。人老了怎么会糊涂到这种失去理智的程度?

  大姐春平进来了。

  “二姐,你就准备这样过一辈子,守着爸爸,守着这个乱家?”平平问夏平。

  大姐要和父亲谈些事,她们正好能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俩合住一间房,两张单人床对着。

  “爸爸总得有人陪啊,这个家也总得有人管。”夏平说。她的声音总含着一种听凭命运摆布、逆来顺受的平和。

  “大家轮流管。”

  “除了你替我管这一两个月,别人谁能啊?大姐根本没时间,大哥是管不了,大嫂是不愿意管,秋平更不好管这个家的事,冬平、小华都在念书。你让谁管?”

  是。没有人能管。自己也不愿意长期接管这个家。

  “这个家散伙儿,各过各的算了。这么多人在一块儿过日子互相干扰,还得赔上你。”

  “妈妈说过,不让这个家散。”

  平平沉默了。母亲的话比在世时更显得权威。他们(兄弟姐妹全体)每个人的眼前都时时浮现出母亲伟大而仁慈的形象,她带着温暖的光轮隐在小院上空的云天中,关切地、谆谆教导地俯视着儿女们生活的窝巢,慈祥的微笑中留着操劳一生的倦容。平平眼前就常常出现这种幻象。

  “再说,分开过,都没房子,怎么分,爸爸又让谁管?”夏平停了停又说,“平平,你不是有事还要出去吗?你别替我操心了,走吧。”

  “二姐,咱们家这事是难解决。可我就要想个办法解决它。”

  “就这事?你安排就是了,还有别的什么事?”黄公愚不知为什么一下又烦躁起来。刚才给报社打电话,发泄了一通,本已经平息了些。

  春平正在对他讲给夏平介绍对象的事。“爸爸,您的意见呢?对方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还比较理想。”春平耐心地说道。

  “我没意见,不要跟我商量,你是大姐,你做主就是了。我大事情还顾不过来。家里的事你们自己管。”黄公愚不胜烦躁地在屋里来回走着,这儿胡乱整理一下沙发布,那儿磕磕碰碰摆弄一下茶具,他的手由于激动神经质地颤抖着。

  春平观察着父亲。父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言行错乱?给夏平找个比较合适的对象,难道不是好事吗?“这事主要得看夏平本人的态度,我还没和她谈。”春平说,“爸爸,还有一件事,要和您商量。”

  “家里的事不要和我讲了,我做父亲的责任尽够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黄公愚打颤的手不小心碰翻了茶杯,忙用抹布擦着桌子。

  “这事得跟您商量,关于祁阿姨的事。”

  “祁阿姨怎么了?”黄公愚转过头。

  客厅门口,祁阿姨正好走过来,刚要迈门坎,听见这句话,她在门外站住了。

  “她年纪大了,每天家里这么多活儿,她实在干不过来。”

  “不行,不能换人,她跟咱们家三十年了。”

  “爸爸,您怎么不听我说完呢。我是要说:祁阿姨每天劳动量太大,忙里忙外,光买菜买东西就跑那么多路,她腿脚现在又不太好,可能还有点关节炎,咱们应该关心她,想办法减轻点她的负担。”

  “那你说怎么办?”

  “我是想能不能再找个十几岁的小保姆,帮着阿姨干点零碎活,跑跑腿。让阿姨能有时间稍微歇歇。她这几十年一天到晚为咱们劳累,现在年纪大了,咱们不关心她谁关心她?”

  “嗯……”

  “另外,等今年秋天,您出国回来后,咱们家想办法给阿姨放一两个月假,最好能再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南方家乡看看,散散心。爸爸,她三十年了,就没回家去看过一次。咱们得替她着想着想。”

  门外,祁阿姨鼻子发酸,老泪一下涌上来。她一生没怎么流过泪。她拉起围裙擦了擦眼睛鼻子,转身驼着背走了。

  “这事你们商量着办吧。还有什么事?”黄公愚问。

  “还有,小华最近……”

  “好了,今天不要和我说了,我今天有重要事要计划。你是大姐,好比母亲,家里的事你考虑安排吧。你叫夏平还是来我这儿。”

  家里家外的事让他烦,让他分心。今晚他要做重要事情。夏平又去哪儿了?动不动就走。一点不把自己这个父亲放在心上。

  黄平平车骑得飞快。

  南池子大街,不宽的街面,夹道的树,路灯,浓重的树影,东华门,马路上乘凉的人三五成群,小伙子在打羽毛球,卖冰棍的白色小推车;北池子大街,左拐,还是骑自行车自在;景山前街,左边肃穆的紫禁城,右边黑苍苍的景山,红墙,崇祯皇帝吊死在这里,历史一晃几百年,元明清,三朝古都,往前还有辽金,一个个朝代兴衰起落,从几千年的角度看现在的北京,是一瞬;感慨什么?家里真乱,憋闷,一出来就有一种开阔感。她喜欢社会活动,喜欢出名,喜欢成为到处受人欢迎的明星。她感觉到自己蹬车的腿脚很带劲儿,有用不完的精力,她觉得风呼呼吹着脸,她觉得自己微汗的脸是润泽发潮的,她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是充满活力的,多汁的,鲜嫩的,连骨骼和关节都是充满津液的——她为这种自我感觉而快乐。她要做一个社交家,一个大记者,去“周末俱乐部”干什么,什么活动方案?

  春平推开冬平的房门:“冬平,怎么关着灯?”

  黑暗中没有回答。她拉亮了灯。冬平已经蜷着身子躺在床上睡着了,连衣裙还穿在身上,露着两条修长的腿,一条手臂斜搭在身上,一条手臂枕在头下。眼角似乎还沁着点泪水。春平站在床边,凝视着睡梦中的妹妹。她能体会到一种类似母亲的感情。她已经知道冬平今晚的情况。她轻轻托起冬平的头,把压在下面的手臂拿出来放好,同时把枕头放平。又轻轻给她盖了一条旧被单,拉熄灯出来了。

  旁边就是秋平夫妇的房间。她想推门进去。每晚看看弟弟妹妹们,是她这两年的习惯了。听见屋里秋平正和梁志祥低声说话。

  “你早点睡吧,别跟着熬了,你今天不是有点不舒服?”梁志祥说。

  “你学你的,别管我了。”秋平的声音。

  “我学也不用非得你陪着啊。”

  “快看你的书吧。喝麦乳精吗?我给你冲一杯。”

  春平站在门口想了想没有推门。不知梁志祥在学什么,他们的事情从不和其他人说。秋平去山西插队以后,十几年生活坎坷多难,可是很少给家里写信。母亲去世前曾一再嘱托她这当大姐的,无论如何想办法把秋平调回来。弥留之际的母亲还明确地嘱托全家:任何人不许提“文化大革命”中秋平贴大字报和家庭划清界限那件事。

  春平离开东厢房来到西厢房,推开了卫华的房门。卫华正坐在床边轻轻拍着小薇睡觉。

  “姐。”他抬起头。

  “睡着了吗?”春平看了看床上的小薇轻声问。

  “睡着了。”卫华看了看女儿,手停下来。

  “世芬又跳舞去了?”

  “是。”

  “你为什么不一起去呢?”春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会,也没时间。”卫华答道。他更多的原因大概是自惭形秽。夫妇俩关系太不平衡。

  春平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们就这样下去?”

  “不知道。”卫华缄默了一会儿,答道。

  春平看着他,又沉默了两三秒钟:“给你,这是官园的票,三张。你们明天领着小薇去吧。”她把三张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门票递给卫华。

  “姐,票很不好搞。你不领大海、小海去?”

  “你们先去吧。”

  秋平坐在床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不时抬头看看坐在台灯下学习的丈夫。屋里很静。女儿玲玲在睡梦中轻轻磨着牙,蹬着毛巾被。她轻轻给女儿盖好,目光又落在了丈夫身上。梁志祥和她一样,也是初中毕业后到山西农村插队的。他们在山西临汾一个上百人的小厂里认识,后来结了婚。他讷讷的,没有什么风度和才能,倒是会做一手好木匠活儿。但她现在坚决不让他再干木匠活儿,每天督促着他自学函授大学课程。他很吃力,看他那脊背的线条(衬衫已经湿透),还有那不时抓搔头发的样子,就知道他又遇着难处了。

  “秋平,真别让我受这份罪了,学得头都大了。”梁志祥不止一次这样央求道。

  “学吧。”她每次都这样平静地安慰他,“熬夜我陪着你。”

  “我实在学不下去了,还不如让我做两套家具挣点外块呢。”

  每当这时她就会激动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你再做木匠活儿。我不能让别人一直看不起咱们。”她把他的木匠工具都处理了。梁志祥没和她吵,他也不会吵,他只是感到对不起她。“要不你学吧,我来带孩子,弄家务。”他几次这样对她说,“你的基础比我强。咱们有一个学出来就行了。”

  “不,你好好学下去吧。”她的口气不容置疑。

  手中的铝针不时碰出微响,毛线经过右手小指向上走着,一点点编织进丈夫的一件毛衣里。银灰色纯毛开身毛衣,秋天时让志祥穿上,能显出些书卷气吧。他太没知识分子味了。她又抬眼看了看丈夫的背影,眼前薄烟一样淡淡掠过一片片回忆。她不去追想那回忆中的景象,也并不希望看到它清晰地浮现出来。然而,她又常常喜欢像这样陷入对往事淡淡的惆怅之中,每当空闲安静的时候。

  “秋平,万红红的信你还没回呢,”梁志祥突然想了起来,回过头努嘴指着说,“那不是?”

  秋平看了看床头的信,没有停下手中的毛活:“我不想回。”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别管了。”

  梁志祥茫然地看了看她:“别人的信不回,万红红的信咱们还是应该回的,她帮过咱们忙。”

  “我不回嘛,要回你回。”秋平有些冒火了。

  梁志祥欲言又止,转过头去了。

  小屋里重新归于寂静。只有丈夫汗湿的脊背和玲玲轻微均匀的呼吸声。一个平庸、狭小、琐碎、封闭然而又踏实安静的世界。她看了看床头的那封信,眼前变得恍惚起来,身子也如坐在船上,微微晃荡。天安门前拥来挤去的人海,锣鼓喧天的北京站,起伏的田野山脉……眼前的小屋被错乱的幻象所叠印。

  她眼前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广阔的”、“理想的”然而也是虚无骚乱的世界。大概是下乡插队第一年吧,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趴在煤油灯下给各地农村的同学写信。奋笔疾书,哗啦一页,哗啦又一页,全身心都感到一种兴奋。那大概是个专门培养政治意识的年代,连她这样一个脆弱敏感的初中生也幻想当个女革命家。读大部头经典著作,和有思想的青年交往,从这一群人联络到那一群人。

  自己是怎么认识万红红的?

  1971年冬天,大批插队知青回到首都,进行着各种地下政治活动,一个又一个“沙龙”里谈论着林彪事件的性质,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根源,中国的体制、前途等重大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高中男生(他是这个讨论会的灵魂,也是秋平崇拜爱慕的对象)用赞誉的口气谈到万红红这样一个名字,这是与会者都知晓的名字。这使她受到一种刺激。第二天,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她专门跑到万红红家去,要“谈一谈”。在交往中,她把自己和万红红从外貌到思想深度等各个方面都暗暗作了比较。万红红身材很挺拔,比她高,皮肤白皙,向上挑的细眉毛和细眼睛,相貌一般,说话很快,像男人一样爱打手势。停顿时,老给人不满地撅着嘴的印象。书读得并不很多,很多思想也是从别人那儿现趸现卖来的。她并不比自己强什么。

  敲门声打断她的恍惚回忆。祁阿姨进来了。

  “阿姨,有事吗?您坐。”梁志祥和秋平都站了起来。

  “我没啥事体。你们有要洗的衣裳给我洗吧。”

  “阿姨,洗衣服应该是我们自己干的呀。”夫妇俩连忙谢绝。

  “今朝我帮你们洗洗吧,要不把床单换下来,我帮你们洗洗。”

  “不用不用。”

  “我格两日,夜里厢困不着觉,想多寻些事体做做。”祁阿姨驼着背忙忙叨叨地解释。

  夫妇俩对视了一下。祁阿姨言语神情中有一丝异样。她怎么啦?

  一见夏平进来,黄公愚的脾气更大了:“你今天到底怎么啦?动不动就走,一转身就走。爸爸有事情你不愿帮助做是不是?”

  “爸爸,明天不是要把家里这一摊交给平平嘛,我赶着想把账整理一下。”

  “你不要找借口。你不愿陪爸爸,你就走。你愿意走哪儿就走哪儿。”黄公愚的手在半空中剧烈地打着颤。

  “我能走哪儿啊,爸爸。”

  “爸爸活不了几年了,今天晚上找你来就是要让你帮我写遗嘱的。”

  夏平震惊地看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

  黄公愚在客厅里气呼呼地来回走着。话是一声比一声高地嚷完了。女儿的震惊让他更加感到自己的悲愤,同时也让他感到满足:他总算教训了女儿。

  他就是要立个遗嘱。这是他气了好几天,想了好几天才有的办法。这份遗嘱主要是关于东方艺术协会的事情。他要在遗嘱中把一切观点都摆明一下、声明一下,把一切事宜都安排一下。他要彻底摊牌。像魏炎那样忘恩负义、不把培养他的前辈放在眼里的人,绝不能让他掌握大权。

  “你准备好笔和纸。”他站住对女儿吩咐道。

  “爸爸您别……”

  “准备好吧,我开始口授。”黄公愚打断女儿的话。夏平越是惊恐不安,越是担心,他越显得执拗。

  就在这时,客厅里来了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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