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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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