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程度大为降低。③
在进一步研究谈判的各个阶段以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伴随谈判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总趋势。北京协议的达成、双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和边界谈判的开始，导致了边界地区的沉寂。双方似乎都不希望时常与对方交战，虽然偶尔也发动一些有预谋的袭击以探测对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的这种行动——苏联人指责中国人在离中蒙边界仅数米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中国人则指责俄国飞机常常侵入中国领空数公里——但双方的反应都不激烈。双方都同意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例如，据传1974年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却未见报道。同年11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认西方关于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战斗的报道。①
还发生了一些与边界紧张局势有关的特殊事件：1974年，驻北京的两名苏联外交官以间谍罪被逮捕并驱逐出境；50000447_0283_1③双方在签订年度航运协定方面动作迟缓甚至无所作为等。
更广泛些说，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国尤其如此）。苏联政府给愿意到边界附近定居的人发放额外津贴以资鼓励。苏联开始修筑贝加尔湖至黑龙江的铁路，在界河中以前无人居住（或偶尔有人居住）的岛上建立集体农庄，千方百计证明争议地区历来居住着目前属于苏联的民族，还把许多边界城镇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化。④
苏联人显然还怀有把新疆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强烈野心。一直有报道说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本身拥有军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应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译者），其成员均是1962年伊犁骚乱时逃离新疆的人。该运动以阿拉木图为基地，由久经考验的原维吾尔族领导人祖农·太也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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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69—1970年
举行秘密会谈是双方议定的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因此，人们除知道那些明显的事实谈判未达成协议，未取得进展外，看不到有关谈判进程的任何官方资料。不过，根据大部分来自中国方面非官方的消息、笔者与参加谈判或与谈判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谈话记录、新闻报道以及苏中两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动向，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谈判进程的轮廓。例如， 1969年9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显然不顾内部的反对，很快做出了回到谈判桌边的决定。①最后一点无异于承认，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力量大体平衡以前，中国不可能与苏联签订边界条约。由于苏联一直保持着军事优势，此后15年中两国未达成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的打算是，保持苏联人对谈判的兴趣，让谈判持续下去，或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让莫斯科发现谈判无所进展，从而找到中断谈判和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不过，在谈判仍在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打算改变对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各项政策进行宣传攻势的总路线。因此，中国人是在走钢丝。莫斯科可能随时中断谈判，而北京为了保持对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发展势头，只能继续对俄国人进行口诛笔伐。中国代表团显然得到了毛的指示，既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也不在诸多的“原则”问题上让步。所以，中国人只能就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做些努力。其一是军事平衡问题，但这需要时间，特别是在解放军卷入了行政管理事务和已显端倪的毛、林冲突的情况下。其二是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越南战争、外交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上的冲突。其三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联盟，或者至少阻止莫斯科组成这样的一个反华联盟。北京试图在维持谈判进行的同时，在上述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我们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1969年以来在谈判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中国人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减少对苏联的口诛笔伐。而且，1969年10月20日以后的一个月中，他们还多次直接抨击了苏联对边界问题的立场。⑤
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了僵局：⑥中国提出的在新条约签订之前，莫斯科承认已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建议，遭俄国人断然拒绝，后来提出的苏联人在谈判取得进展以前撤出争议地区的要求，其命运亦是如此。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与美国在华沙的接触——开始了通往1972年2月发表《上海公报》的漫长而又微妙的进程；中国还采取了亲日政策，试图借此摆脱与最重要的非共产党周边国家之间在外交上的隔绝状态。
1970年1月2日，库兹涅佐夫返回北京（这次未带副手、边防军司令瓦金姆·A.马特洛索夫少将）。⑦
这时，双方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高潮。中国希望借大声疾呼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来防止它的任何进攻，苏联则肆意污蔑毛本人的过去。莫斯科警告中国不要借污蔑和中伤谋求苏联在谈判中作出让步，北京则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重要社论中，指责勃列日涅夫奉行的是希特勒式的对华政策。①
在双方的互相攻击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库兹涅佐夫于1970年4月22日返回莫斯科，待了17天。④据说他是生了病。不管怎样，他以后再未去北京。双方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了。不过，莫斯科于5月18日曾对北京进行过猛烈抨击，以回击4月26日中国对勃列日涅夫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在攻击中国人的同时，只把边界争端视为全部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⑤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全世界利益的协定。”①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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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70—1973年
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术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苏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表明苏联准备打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⑤
1970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签订的条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②
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较重要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后对他的指控，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或政治上有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到1971年底和1972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态。①
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⑦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
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④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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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⑤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⑦
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
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为什么这时候中国人同意了苏联人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呢？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人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态度是否严肃，还不十分清楚，因为这一条是连带其他建议一同提出的，都不是新东西；某些建议（如苏联撤出北京声称其拥有主权的那些地区等）过去已遭莫斯科拒绝，现在也不可能被接受；而且所有这些建议——包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内——都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第二，由于中国在此之前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建议，所以需要策略地重申本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提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作为夺回一直掌握在莫斯科手中的外交主动权的一种手段。第三，有迹象表明，中国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更多地是为了引起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的注意。中国人发现，美国人只想让中美关系处在互设联络处的阶段而不想进一步改善，因为当时华盛顿在北京和台北都驻有大使级的外交代表。毛泽东向苏联迈出一小步是为了让华盛顿知道，美国不能指望借中苏冲突来迫使北京改变反对美国承认并保护台湾的一贯立场。北京似乎是在告诉华盛顿，中国和美国一样，也可以利用国际政治的大三角关系新格局为本国谋求利益。
致使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这些原因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是中国争取主动权的作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至少对莫斯科来说是如此。开始时，苏联的反应很谨慎，态度不明朗。 11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兰巴托解释了中国11月份的电文不值得苏联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
实际上，北京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苏联边防军撤出一些所谓的“争议地区”。这些地区本来属于我国，中国领导人对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并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北京公开声称，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会同意举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立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②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在致中国的一份正式照会中说：
你方在今年11月6日的贺电中表示要解决中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各种先决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以前所持的立场的重复，当然不足以作为达成谅解的基础。③
后来，苏联的反应发生了变化。1975年2月初，莫斯科派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边界谈判再次开始。50000447_0299_3①莫斯科听信了周恩来的话，派伊利切夫到北京观察情况是否确有变化。
事实上，情况并无多少好转。中国人表示要审讯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若果真如此，必会招致苏联的严厉报复。⑥
尽管如此，伊利切夫和新上任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他接替了生病的余湛）还是于1975年2月16日举行了会晤。①1975年中，人们甚至不清楚，这种时断时续的谈判是否仍在继续。
这样，自1964年双方初次会晤后的12年中，边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争端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谈判大厅以外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寿和中国关于继承人问题的政治斗争格局。不过，1969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并未白白流逝。中苏双方都明晰对方的立场，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但至少在随后的15年中，这种结局没有出现。
①《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至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2月15日，《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年12月19；《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道了1970年 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② 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差别。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①《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真理报》，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年12月17日，（见《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8日）；塔斯社消息，1974年12月19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9日）。
②新华社消息， 1974年1月19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月23日；《纽约时报》，1974年1月20，21，24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月25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5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外交官。那个中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中国指责苏联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年2月，第15—20页（转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①苏联直升机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1974年3月2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4月17日，第3页）。中国人把该直升机放置在新疆的 哈巴河县（《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第5页），指责俄国机组人员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此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苏方力求直升机和三名机组人员安全获释，而中方则利用此事大事宣传，把它当作迫使苏联停止此类活动的手段。当中国人威胁说要审讯机组人员并把他们押往全国各地示众时，苏联曾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解，参阅《纽约时报》，3月20、23、28和29日；5月3、6、9日；《苏联动态》（刊登了大量苏联方面的消息），3月29日，C1； 4月5日，C1-2；4月29日，C1—2；4月30日，C1-2；5月3日，C1-2；5月6日，C1；5月7日，C6-7；5月13日，C1-10；5月16日，C5-6；5月23日，C1-2；6月10日，C1-2；6月24日，C1；6月28日，C1-2；8月8日，C1－4；11月4日，C3-4；《中国动态》， 6月24日，A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4年4月1—4日，第65—66页；《经济学家》，1974年6月22日，第27—28页；《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26日。
②《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转载了5月24日《真理报》的消息。
③新华社消息， 1971年4月18日（见《中国动态》，4月19日，A1）。据新华社报道， 1971年3月31日，苏联摩托艇“欧内斯特·台儿曼”号撞沉了一艘中国渔船，造成了11人死亡11人受伤的严重海难事故。中国人说那艘苏联船没有积极搭救30名幸存者。俄国人则称（3月31日塔斯社消息），那艘中国渔船在行驶中没有开灯。
④《纽约时报》， 1970年1月 28日， 2月2日，8月3日； 1973年3月8日、 25日，8月5日；1975年4月4日；新华社消息，1973年3月6日。
①祖农·太也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民族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译者
②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马可·波罗会承认毛的新疆”，《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1月 23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3日，7月5日，8月16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 月16日，第46—47页；《纽约时报》， 1973年8月5日；1974年1月3日；塔尼亚·雅克：“东土耳其斯坦还是‘新疆’？”，《自由电台研究》，1975年3月7日。
③《纽约时报》，1973年 11月 8日；《苏联动态》，1974年6月18日，C1—2；《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7页；1974年4月8日，第5页；《中国动态》，1975年3月 19日，E5－6。
④《纽约时报》，1960年10月12日。
①这篇文章的译文见《中国动态》，1969年11月6日。其他分析，见《纽约时报》，11月6日和20日；《洛杉矶时报》，11月7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1月13日，第334页；《华盛顿邮报》，1969年11月21日。
①《华盛顿邮报》， 1969年11月21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1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4页；《北京周报》第49期（1969年12月5日）。
②《纽约时报》，1969年12月21日。
③同上。
④同上，12月31日。
⑤同上。
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25日；1970年1月9日（译文见《中国动态》，1970年1月 9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1月9日；《金融时报》，1970年1月15日。
①《纽约时报》， 1969年 12月 30日； 1970年 1月 2、 3日；《中国动态》， 1970年1月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74期（1970年 1月 12日），第43页；《真理报》，1970年 1月 3日；《北京周报》第2期（1970年1月9日），第31页。
②《纽约时报》，1970年1月14日；《华盛顿邮报》，1970年1月2日。
③《纽约时报》，1970年3月8日。
④《纽约时报》，1970年3月1日；《中国动态》，1970年1月13日；1970年1月17日。
⑤《纽约时报》，1970年3月20日。
⑥同上，1970年3月1日。
⑦ 1970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转载了《真理报》的消息（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0年4月14日，第19页）。
⑧《真理报》，1969年3月17日；《纽约时报》，1969年3月20日、4月1日、15日，5月3日；《人民日报》，1970年4月25日。
⑨《纽约时报》， 1970年5月3日。
①《真理报》，1970年4月1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5月12日，第1—4 页）。
②伦敦《泰晤士报》，1970年4月22日；《纽约时报》，1970年5月7日。
③《洛杉矶时报》，1970年4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建议，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返这些争议地区，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控制这些地区。
④《苏联动态》，1970年7月1日，援引6月20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消息。
⑤《真理报》，1970年5月18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6月16日，第1—7 页）；《纽约时报》，1970年5月10日。
①《纽约时报》，1970年6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6月18日，第4页。
②《中国动态》， 1970年7月1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7月9日，第4、16—17页；《纽约时报》，7月11日；《真理报》，1970年7月11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8月11日，第15页）。
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2月22日和24日；《纽约时报》，1970年12月21日和25 日；《中国动态》， 1970年12月24日；《北京周报》第1期（1970年1月1日），第7页；《真理报》，1970年1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月19日，第26 页）。
①《远东经济评论》， 1970年7月23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8月16日；《中国动态》，1970年8月17日；《北京周报》第32期（1970年8月7日），第8—9页；《真理报》，1970 年8月16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9月15日，第8页）；《纽约时报》，1970 年8月16日。
②《纽约时报》，1970年7月3日、8月16日。
③《真理报》，1970年12月3日，见《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卷第48期（1970年12月29 日），第32页；《纽约时报》，1970年11月19日和24日。
④《纽约时报》，1970年9月24日。
⑤同上，1970年11月24日。
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10日，第4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年10月25日。
⑦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见《中国动态》， 1971年1月15日；《真理报》，1970年12月 3日。
⑧《真理报》，1971年1月1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卷，第2期（1971年2月9 日）。
①《真理报》，1971年3月24日；《中国动态》，1971年4月19日。
②《真理报》，1971年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3月23日，第20页；《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 1971年5月29日；《中国动态》，1971年5月24日；《真理报》，1971年5月2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6月22日；《纽约时报》，1970 年5月22日。
①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年7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0月5日，第1—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3月18日；9月30日；《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年11月，第17—24页。
②《真理报》，1972年9月23日；《纽约时报》，1972年9月24日。
③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与尼克松同在北京。
④《纽约时报》，1972年3月27日和5月各日；《真理报》，1972年3月2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2年4月19日，第1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3月27日。中国方面对伊利切夫返回北京一事未予报道。《中国动态》，1972年3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4月1日，第4页，1972年4月8日，第9页。
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8月26日。
⑥《苏联动态》，1972年5月1日；《纽约时报》，1972年5月1日；《中国动态》，1972年5月 2日。
⑦《北京周报》第31期（1972年8月4日），第7—9页；《真理报》，1972年9月3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10月25日，第16页；《苏联动态》，1972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 1972年10月18日；《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5日。
①《纽约时报》，1972年8月8日，9月6日，11月9日，12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8月26日。
②《纽约时报》，1973年2月25日。
③《洛杉矶时报》，1973年6月6日；《真理报》，1973年6月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6月27日，第4、12页）；《苏联动态》，1973年 6月1日。
①《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1973年9月25日；《经济学家》，1973年9月29日，第42页；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10月2日；《国际事务》（莫斯科）第5期（1975年5月），第 37页。
②《中国动态》，1973年3月9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9日。
③《真理报》，1973年5月1日。
④《纽约时报》，1973年7月20日。他是1月13日返回北京的，见《纽约时报》，1973年2月 25日。
⑤《北京周报》第35和36期（1973年9月7日），第23页。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评论，见托马斯·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复活的左倾思想威胁着‘新事业’”，《亚洲概览》（1974年 1月），第1—21页。
⑥《纽约时报》，1973年10月29日。
⑦同上，1973年11月11日；《真理报》，1973年11月1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 年12月5日，第6页）。
①《洛杉矶时报》， 1974年6月26日；《纽约时报》，1974年6月26日，30日；《苏联动态》， 1974年6月25日；《金融时报》，1974年6月26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6月26日； 《中国动态》，1974年 6月 21日；《世界报》（巴黎），1974年 6月27日。
② 《真理报》， 1974年5月 3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5月29日，第15页）；《纽 约时报》，1974年3月21，24，29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苏联动 态》，1974年6月24日。
③《纽约时报》，1974年2月9、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2月15日；琼·里奥洛特：“苏联对西沙群岛争端的反应”，《自由电台快讯》，1974年2月11日。自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以后，这是中国首次动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在莫斯科看来，这件事说明， 一旦军事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就会使用武力，为所欲为。
④《真理报》，1974年5月24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纽 约时报》， 1974年5月24、25、28日；《苏联动态》，1972年5月23日。
①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现代中国》。第1卷第一期 （1975年1月），第116—126页。
②《纽约时报》，1974年5月28日，6月1日；《中国动态》，1974年5月31日；《北京周报》第23期（1974年6月7日），第7页。
③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22页。
④《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日。马克斯韦尔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是， 莫斯科“坚决要按沿中国一侧的江岸划定界线，意在以此为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换取中国人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为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⑤《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5582期（1974年4月2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3月 25日；《远东经济评论》， 1974年6月3日，第14页。
⑥ 《纽约时报》，1974年8月19日，10月 2日；《真理报》，1974年 8月 19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年9月11日，第16页）；《苏联动态》， 1974年8月19日；《中国动 态》， 1974年8月19日；《真理报》， 1974年 10月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 年10月23日，第7页）。
⑦《纽约时报》，1974年9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8月26日；《中国动态》，1974 年8月23日。
①《曼彻斯特卫报》，1974年11月8日；《中国动态》，1974年11月7日；《纽约时 报》，1974年11月8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11月8日。
①《纽约时报》， 1974年11月9日。
②《真理报》，1974年11月27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25日，第1—6 页）；《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27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过匈牙利的新闻媒介表示，它将拒绝北京的建议，见《苏联动态》，1974年11月15日。
③《真理报》， 1974年11月2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18日，第1页）。
④《纽约时报》，1974年2月13日、18日；《苏联动态》， 1974年2月12日；《中国动 态》， 1974年2月12日，；《每日电讯报》， 1974年2月13日。
⑤直到2月份谈判才恢复，因为中国忙于筹备1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①《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25页；《华盛顿邮报》，1975年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31日，第14—15页。
②《苏联动态》，1974年10月15日。
③《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页。
⑤《真理报》1974年2月22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1—5页。
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页；《纽约时报》，1975年2月23日。
⑦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时报》，1975年2月19日；《中国动态》，1975年2月18日。
①《苏联动态》，197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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