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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五、临危受命

  1.纠“左”受挫,国势日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社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此后,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1973年春周恩来在手术前,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周恩来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受到江青一伙的百般阻挠。为此,叶剑英愤而作诗曰:“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体现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其次,整顿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1971年12月,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理调整,收到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1973年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第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1972年7月30日,周恩来指示叶剑英等人将气象局的业务抓起来。1972年秋,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不久,部分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发展必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否定,这就引来了江青一伙的疯狂反扑,同时也引起了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认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这样就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1974年初,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为巩固和扩大他们已取得的权势服务。1974年1月,江青连续两次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央及国家机关干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竟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各处写信、送材料,煽动“夺权”,还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利用“影射史学”,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汪青一伙的破坏捣乱下,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出现动荡和混乱。其次,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严重的混乱。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对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进行否定,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行破坏,使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义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加深了。

  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再度恶化,铁路堵塞,许多企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政治上日益动荡,思想上难以统一,愈加混乱,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和民族将会陷入严重的危机。面对暗淡的前景,人们无不优心忡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希望究竟在哪里?人们在思索着。同时,人们也希望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天降大任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他不希望国家再度出现动乱局势。天下大乱然后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构想,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了,国家仍未实现“大治”,依然是一片混乱,因而毛泽东希望国家能尽快稳定下来,实现安定团结。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并且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同年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体现了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愿望。“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理乱图治,振兴百业非靠富有经验,才华卓越的人不可。而江青一伙除善阴谋,善捣乱之外,则百无一能,百事无成。毛泽东也曾考虑让王洪文接班,并指定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考验,毛泽东发现王洪文与江青等人结成上海帮,参与江青阴谋组阁的活动,且资历、能力有限,毛泽东感到王洪丈难以担当党和国家的重任。最后毛泽东还是把目光放在了久经考验,善于治国安邦的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此时,周恩来已经病重,难以正常地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毛泽东的视点集中在了邓小平的身上。因为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能力很强,是文武皆能的一把好手。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和拥护,自然也招致了江青集团的疯狂阻挠和破坏。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就打破了”四人帮”要让张春桥任第一副总理的计划。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1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首先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让邓小平表态。邓小平毫不退让。江青等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愤已极,拂袖而去。江青一伙,以为抓住了口实,当夜密谋,决定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但是,王洪文告状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受到批评。10月20日,毛泽东作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的指示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陪同外宾前来的邓小平,对邓小平对江青的斗争表示了肯定,并要邓小平勇敢地承担起中央所赋予的重任。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当着王洪文的面说,邓小平比王洪文强。这无异是对王洪文的当头一棒。毛泽东还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吧!”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1人力副总理。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新的国务院成员,有四分之三是老干部组成,新的部长有10位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四届人大的召开,宣告了江青一伙组阁阴谋的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说明毛泽东具有伟大战略家的眼光。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后。他便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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