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暴动百色1927年春，邓小平奉命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的第一个场所，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在军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小平离开古城西安，前往汉口。邓小平被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数月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同时希望与共产党合作。这是干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中央决定派人去广西，与李、俞配合，准备武装起义。
派谁去合适呢？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派邓小平同志去！”①周恩来在留法时期与邓小平就有密切的合作，他深谙邓小平工作出色，遇事机智果断，是最为恰当的入选。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1929年7月初到达广西南宁。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迅速同李明瑞、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着手发展革命力量。一方面，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势力。邓小平通过渠道建议李明瑞建立了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军官。我党在教导总队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如四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张云逸，五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俞作豫。共产党人还注意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吸收农民运动分子充实部队。这就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我党领导下，大力发展了地方革命势力。在我党影响下、俞作柏开放了广西的进步群众运动，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在左右江地区有20多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广西变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好像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广西局势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谋划着要扑灭这股正在燃起的革命火焰。正在这时，俞作柏和李明瑞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倒蒋战争。而一代条雄蒋介石利用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手段，使李明瑞的亲信内部分化，战场倒戈，不到10天，倒蒋斗争就告失败。邓小平当机立断，把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决定以百色、龙州为重点，重新开创新局面。
1929年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胜利会合。百色是距南宁约150公里的城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桂、滇、黔三省的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百色，就等于控制了广西西部。一到百色，邓小平和张云逸就立即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建立政治制度等；其次，培训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武装农民，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1929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二周年的纪念日，百色武装起义的枪声
①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1版（上卷），5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打响了，鲜艳的革命旗帜在百色的上空飘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按照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权。
1930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权，他兼任红八军政委，根据中共中央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他们在左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使红军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及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2.“罗明路线”的代理人1931年夏，邓小平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到任后，
迅速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1932年冬，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1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更加直接的领导。顿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左”风盛行。
对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和极“左”做法，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坚持此时已靠边站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却受到临时中央的批判和斗争、罗明也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同时，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力量都要发展；反对极“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为此，临时中央组织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文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①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斗争。
5月5日，斗争进一步升级。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且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讨，不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邓小平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错误地解除领导职务。
到边远的地区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但是到乐安县南村区不到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返回宁都。据说乐安县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版，（上卷），3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随即指定在离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留法时期就与邓小平有过密切交往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邓小平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并把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做了汇报。王稼祥对邓小平是了解的。他认为在根据地战斗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的情况下，把邓小平这样重要的富有才华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等于浪费人才。于是他建议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争取下，临时中央同意了这项建议。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编报对邓小平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他在留学法国期间就有了编辑《少年》、《赤光》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在战事频繁的艰苦条件下，带领两名助手努力工作，使《红星》报一期一期地出版，从未间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
3.长征途中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一个永载史册的壮举——长征，开始了。
中央机关长征时分成两路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等负责同志都在这个纵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邓小平随总政治部机关一道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抢渡湘江时，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处境异常危险。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将自投罗网，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
逃跑主义只会葬送红军，葬送革命事业！残酷的现实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大家都急切地要求改变错误的领导。人心的天平渐渐地向毛泽东倾斜。毛泽东被排斥在领导之外的状况开始转变。许多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日益扩大。
毛泽东向贵州挺进的建议，迅速地改变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攻下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多数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言，但毫无疑问，他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出危机，迈向光明。
红军长征异常困难，作战一线更加艰苦。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念，必须加强宣传工作。这样，精明强干的邓小平在1935年6、7月间，由中央秘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中
央和毛泽东的赞扬。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个全新的革命局面正在到来。1936年2月，邓小平又随军东征。东征结束，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任命力总政治部副主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