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契机，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对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作出一系列新的论述，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宽阔政治胸怀和巨大理论勇气。
一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在紧张、动荡中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受到强大冲击，逐步走向瓦解，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从国内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完成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变化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引起邓小平深刻的思考，他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对时代特征、国际局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一）对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对时代特征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依据。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是符合本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然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社会愈来愈趋于相对稳定与和平。对此如果仍是囿于列宁几十年前对时代特征的论断，就会大大限制我们的思路和视野。邓小平经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从而为我们认识时代特征，把握世界局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在概念上是逐步明确的。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乌尔塔多总统时说：“我看世界现在存在着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南北问题。”同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用“和平”二字简略地概括了第一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再次谈到世界两大主题，井以“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的概念代替“南北问题”的概念。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对当今国际形势总趋势的高度概括，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5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60至70年代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崛起的局面，80年代后国际政治开始逐步形成一种多极化的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出现，表明在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集中在两大关系上，即严重对立的“东西关系”和极不正常的“南北关系”，它是国际问各种矛盾转化和激化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把当今世界的这两对相互对立的关系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作了总体的归结。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邓小平对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第二，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即中国主要应做好两件事：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
（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等论断曾长期作为中国工作的指导方针。自70年代未以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逐步提出了新的见解。
——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这是1977年10月至1979年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这一时期，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但他认为，搞得好，战争可以延缓，并提出延缓战争的三项办法：第一，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第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破坏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战略部署；第三，西方对苏联不要搞经济上的绥靖政策，以防他强大起来。
——战争不可避免，但如果反对战争有力，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这是1980年至1984年9月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1980年10月他先是估计战争五年之内打不起来，1983年3月他又作出了战争十年打不起来的论断。其客观依据主要是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抵制和困难。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战争可以避免。这是邓小平1984年10月以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对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基础上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随之而日益扩大。这种趋势和走向，与战争政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它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有利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等于认为现在已无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邓小平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国际形势以及出现的局部战争的实际，指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使我们对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由此而引发的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战争保持应有的警觉。
（三）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的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弱国、穷国，经济很落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判定的基础上，根据国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论断。
第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
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邓小平的论断是有重要客观依据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世界大国。同时又是第三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亚大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决定国际社会重大问题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中国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并为消除或遏制有碍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因素作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在力量。
中国不仅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和战略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还有较强的民族聚合力、生存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许多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优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会给亚大地区经济带来繁荣，也会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十分自信他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
第三，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60年代末，由于两大阵营以外各种力量的崛起，世界局势发展逐步出现多极化的趋势，70年代，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以分析和说明当时世界政治向多极化体系演变的三种基本政治力量。
那么，中国究竟在多极化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国际舆论曾经认为，在世界趋于多极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的一极，而且是重要的一极。“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一时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对此，中国一直持否定态度。毛泽东曾对索马里贵宾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作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进入80年代，由于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曾使中国在中美苏关系中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有利地位和特殊作用，进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和出发点。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位置的明确界定，邓小平仍坚持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二
邓小平在重新认识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基础上，总结以往外交实践的经验，对中国外交政策作了一些新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过去曾先后主张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70年代后期，美国卡特政府对苏推行缓和政策遭到失败，使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入冷淡。同时，卡特调整了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趋热，最终达至中美建交。邓小平认为这一时期美苏争霸态势，仍然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苏攻美守，战争的主要危险在苏联，因而仍然坚持毛泽东联美遏苏，建立“一条线”的国际战略思想。在与外宾谈话中，他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侧重反对苏霸，要组成范围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北极熊”。
进入80年代，中美苏战略关系有了明显变化。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美苏关系由缓和变为全面紧张。里根政府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增加军费开支，不允许苏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张，从而使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在某个点上取得攻势”。第二，中美关系出现曲折。里根政府恢复杜勒斯主义，使中美之间矛盾上升，并突出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加强信任的问题。第三，中苏关系由全面紧张变为松动。由于中美关系倒退，勃列日涅夫又作出急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所以，中国以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为契机，倡仪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并于1982年10月在北京举行第一轮会谈。
邓小平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一条线”的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已不适应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了。为此，中国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8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为了推动国际缓和趋势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在1988年秋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这以后，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这一倡议。在谈论这一主张时，他始终强调三个基本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是邓小平这一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根本原则立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用以指导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的关系。它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兼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针对近年来少数西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强加于别国的行径，邓小平严正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第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共同要求。邓小平认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因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新秩序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上，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又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保障。因此，要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
（三）把对外开放的外交方针确定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是主张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的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针未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实现。
在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面向全世界的。他指出，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外国智力和资金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步伐。
在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方针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第二，要使对外开放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统一。在对外开放中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第三，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也要有自己的独创，我们既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翻版”和“提高”。
三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强权政治相抗衡
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中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邓小平关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
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流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想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中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好的时候，要注意思想上、政治上不模糊应有的界限；关系紧张的时候，又要注意斗争分寸。只要“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第二，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坏，更不允许以这种异同来作为干涉别国事务、侵犯别国领土和主权的借口。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国际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是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的发展已把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推到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强调国家利益，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话和合作，以和平和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口号，开拓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方针，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增强活力，扩大影响。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国家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与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淡化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国家间的正常往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要求。而后者是故意模糊国际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别，以便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此，如前所述，邓小平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就是中国在
世界范围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绝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人，但是我们自身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确定不移的。
第三，强调自身发展的意义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战略，是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提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各国共产党应组织各国无产者联合被压迫民族建立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是对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由于他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以致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对外政策思想。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各国革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来完成。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二者的“统一”和“结合”，他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必须首先搞好本国革命。因为一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搞好本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贡献。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他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首先，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那么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由于自身条件的决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对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都是一个发展。
其次，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要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制度。如果中国实现了三步发展战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从中国的角度看，真正证实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再次，可以加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曾坦率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名不符实，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要使自己发展。”“中国自己不发达，能够在国际上起的作用就有限。”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流，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本质，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思想，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方针的重要基础。
总之，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既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掀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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