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很难。
我知道的，你也知道；我猜到的，你也猜到了。我敢分析，你也敢分析。但我还是写了，从一普通新闻人的视角，历经12年，再看南巡讲话，另有一番滋味。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
什么叫远见。历史上有远见的人和事多了。但像能与他同享一块蓝天，同呼吸一团气的人，又有几个。
广东有句俗话，早知三日事，富贵千万里。这话讲的还只是一种小见，中见。还谈不上远见。就已经不得了。
1992年，是我从北京新华总社调到广东工作的第三年，我当时任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在此期间，我前后因工作关系，随同李鹏、罗干、李瑞环、王震、万里、吴学谦、田纪云的视察工作作随行记者。
那段时间，又频繁地接触了谢非、林若、高祀仁、黎子流、梁广大、汤炳权等广东省的高层领导。
也接触了当时广州的一些枭雄级的人物：熊秉权、钟华生、施展雄、于曰江等。
我从北京刚调来，广东的气候，广东的语言，广东的饮食，广东人的性格，广东的事对我陌生、新鲜、生猛、激凌。
我在北方生，北方长，北方读书，北方写作，北方喝酒，北方交朋友。一说起北方，高山峻岭，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雪雨风暴，讲起北方人，又多是爽、直、任性。其实不然。高速公路上跑的未必都是快车，大平原上未必都孕育爽性子，直、宽、广、厚的自然环境，未必出直、宽、广、厚的人性。
记得，当年我见到广东人，他们都称小广东，何谓？
一指人矮，人瘦，人黑。深圳一叫肖鹏的作者曾说过：北方的乔木多，南方的灌木多。东北虎体型大，华南虎体型小。动物、植物如此，人也不能例外。百越民族天生就一个矮小玲珑的身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矮的一族。岭南的汉移民后裔也非常矮小。站在那些高大而英俊、眉宇耸拔的北方人面前，这些岭南人或许会觉得惆怅和气馁，又无可奈何。
二指广东省面积小，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上只有19万平方公里。
计划经济前的广东，说小一点不夸张；
计划经济后的广东，说大也一点不夸张。
像吃伟哥，坚挺；像吃补药，气粗；像发生基因变异，让人找不着北。总之，变化之快、之猛、之大、之凶，让人目瞪口呆。
广东的GDP占了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流动人口，有十分之三到了广东，中国的机动车辆，广东占了十分之一。当然，中国的警察，广东也占了十分之一。
广东是出口大省，经济强省。广东长高、变胖、显白。
新闻是个比较的职业。是个需要激情的职业，也是半个流浪汉有点飘乎不定的职业。
广州不仅是商业的大码头，更是新闻四射，喷发的大码头。三教九流，人来人往。政机、商机、文人墨客，好事坏事，像珠江的水系枝枝曼曼、铺散开来。
中国新闻界对广州的形态有个评价：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广东先行一步，许多事情今天看来已习以为常，当时却是大逆不道。可用冷清、低迷、疲软、彷徨等一些灰色调的词来形容。
采访，调查，是记者工作的常态。纸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要躬行。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看到的事实、景象和接触到的人，还给我提供了一种暖色调的词汇：突破，顽强，不管不顾，坚挺而上。珠海西区的钟华生用一句“今日借你一杯水，明日还你一桶油”，真就有上百亿的资金涌进珠海西区。珠海西区有什么？矮山、荒郊、茅草和那又鲜又猛的虾和鱼。中华自行车厂总经理施展雄叨着个大烟斗，问我什么人的钱好赚，他回答：富人。
黎子流市长不像我在北方见到的市长，几万观众，他一展歌喉也能为广州市教育基金搞上几百万，再酷、价再高的歌星都不能和他比。那时的天河大部分是郊区，长着麦苗，一幅春耕秋收农家乐的景象。广州火车站像吃坏肚子的孩子，每天不断地泄，泄出了一群一群的人，一群一群的梦。那真是一个让人激动的年代。
整个广州像个亚洲最大的停车场，不管你开着什么好车，坏车，在这都得像蜗牛一样地爬。记得有一年，我骑着摩托车去东风路上的新华社上班，当时的东风路仅有四车道，一辆黑色的四环素车在我后面拼命按喇叭，当时广州的大街小巷还可以随便按喇叭，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车司机顶了我的摩托车一下，我还冲下去把对方骂了一顿，你有本事坐飞机上班去啊，那快，没人挡你。回头一看，是一位广州当选不久的副市长，想想，人家也不容易。那年头，大家都急，都燥。
都说北京是首都，上海是金都，广州就是中国的吃都。我常用夸张的口气同北京来的记者描绘，全中国的蛇都爬到广东来了，全中国的鸟都飞到广东来了，全中国的蛤蟆也跳到广东来了，还有全中国的蚂蚱。
后来我发觉，广东人不仅敢吃，还敢干，务实，不求虚名，后来，我和从新华社云南分社调来的赵维合写了《敢吃的广东人》。
1992年，人们像迷失方向的候鸟，又像是沙漠中被驼队丢掉的驼羔，人们忙乱，人们急躁，人们发火，人们移动，人们迁徙，在跳，在蹦，在吼，在闹。那真是一个风吹南方，闯荡九州的年代。那时候，人们离信任的年代还不远，离计划经济的年代更近，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脐带割断的时间还不长。
我记得，我和新华社同事王志纲的《珠江三角洲启示录》万字的对话发表出来后，居然在北方的一些省份成了省级领导的内参，我还被多次邀请到内地，也同时给外省来广东考察的党政和企业干部做报告。其实，今天看起来，都很滑稽，但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对尊者、君者的维护制度，但腹诽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也 拦不住。
毛泽东有人腹诽过，邓小平也有人腹诽过。反右、文革中有因腹诽而坐牢的，邓小平时期没有。
时间最无情，历史最残酷。
伟人就是伟人，凡人就是凡人，小人就是小人。
卑鄙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历史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文化，一个叫文字。文化能说会道，善于打扮，是个多产的女人；文字是个哑巴，他只会比比划划。看的明白，就知道他说什么，看不明白就当他是个傻瓜、秃小子。文化调皮，文字乖。文化是风，是水，文字是山，是泥。
文化是漂亮的、妖冶的女人，生了许多神。
人生，为人；人死，为鬼；人死而后生，为神，这都是文化的神奇所在。邓小平属于第三种。
在广东民间，现在真能挂出去的领袖照片，不是官方强迫的，也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用泥塑的有关公，观音，用香供的有土地爷、灶王爷，用节日来打发的神那就更多了。
我记得1992年，我曾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八千字的长文《中国商都风采录》，其中写到了：过去有一句传播很广的俗话，火车向着北京开。今天，有人诙谐地讲，火车向着广州开。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可以不夸张地讲，这两句话，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
今天来看，这句话一点也没有夸张。我手头有一份现成的资料，可佐证我上面的意思。资料上说：目前广东省有2130.3万暂住人口，均占全国暂住人口（6993.5万人）的1/3，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广东省暂住人口来自省外的有1606万人，占总数的5.4%，多来自毗邻广东的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省区；来自省内的有509万人，与总数的23.9%，还有少部分来自港澳台地区。
暂住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1990.7万人，占全省的93.4%，其中深圳（773.9万人）、东莞（440.4万人）、广州（283.5万人）、佛山（210.9万人）等4市暂住人口占全省暂住人口总数的80.2%。暂住人口在20万人以上的还有中山（109.8万人）、珠海（57.3万人）、惠州（54.5万人）、江门（60.5万人）、汕头（30.2万人）、揭阳（22万人）等6个市。
古语说：为人驱使者为奴，为人牵处者为客；不能立足者为暂客，能立足者为久客；客久而不能主事者为贱客，能主事则可渐握机要，而为主矣。他们通过拼搏已成为岭南生猛海鲜、土地江河上的新客家、新主人。
我在1992年还兴致勃勃地给北京一个哥们写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京城一别，悠悠三年。兄来信问弟在广州的情况，感触颇多。如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北京是“皇都”，广州则是一个“商都”。北京是演员少，观众多。广州则是一个没有舞台，人人是演员的大商业剧场。搞阶级斗争，广州人缺乏一种所谓的“政治人意识”，搞经济建设、商品经济，广州人个个是无师自通的“经济人”。最近，邓小平南方一巡，广州的气氛更加激烈。经济更加活跃，情绪更加高昂，在商品经济的大道中，邓小平的出现和精辟的见解，无疑像一束照亮前程的高瓦数聚光灯。
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是面对海洋的城市和地带，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更具开放色彩，珠江三角洲上空的太阳是香港，长江三角洲上空的太阳是上海，香港和澳门又是中国大地上一对睾丸，一个是正，一个是副，制造生机，制造活力，制造奇迹。南来北往的国际商人，各种肤色的旅游者，腰缠万贯的投资家、大富豪、金融家将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情报播撒到这块土地上，当天就可看到的海外报纸和电视更是反应敏捷。信息的传递在这里是没有国界的。
邓小平南巡的巨幅彩色照片，沿途的讲话，活动的场景，通过海外报纸、电视、电台最早披露给了羊城人民。
猴年是个行动的年代。从高层慢慢渗出的信息和黎民百姓的街谈巷议，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改革就是要干前人、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步子再快一些，胆子更大一些。就是需要一批更无私无畏的具有政治、经济和国际眼光的社会主义冒险家。没有一代人的突破，什么事情都是搞不好的。时间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珠江三角洲可以说不是以年计算，而是以分以秒来计算。
我听参加省、市工作会议的记者透露，广东省广州市在研究如何使政策更具操作性上是颇下功夫的，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宣传的“只干不说的广东人”在高层的一种折射吧。不讲形式，条求实干。广东人过去是这样，现在如此，将来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们面对海洋，有清晰的国际坐标图。他们不会浅薄地自豪和自满，也不会轻意地悲观失望，他们脚踏在一块热土上，正干着一场别人没有干过的一番大事业。别人想干暂时还没有条件干的大事业。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许多事情没来得及品味，没看得太清，就转瞬即逝。真是弹指间，山高云低。但有人就有这种预言，有人就能把握这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有人就能在这荒诞中指出真实的存在。他就是邓小平。
几年前，邓小平不仅给深圳划了一个圈，也给中国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大家都看到了，也体会到了。
本书试图通过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前后十几天的时间，把有关的事情穿在一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一是指一种心态，在中国写这类人物，大多是跪着写，现在好一点，蹲着写，站着写很难。我所说的站着写，是指一种心态，一种思维，一种视觉。伟人，领袖，只有你真能站在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中，用平视的态度，才能把握和写作。磅礴大象和舟帆隐隐这中间能找到一个过渡和驿站，信手拈来，烂漫天真，我认为是写作此类书最难的一个地方。二是时间太短，只有两个月的搜集材料和写作时间。三是人物不太好把握。写深写浅，写高写低，标准何在？但还是硬着头皮写下来，稍有点底气的是，那个期间我正好在广东任职新华社记者，多少有点肤浅的体会，手头还有一些零碎的资料。最后，当年随小平南巡的一些当事人还健在，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对本书的撰写，他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原司令朱敦法上将，新华社广东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先生、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先生，中共珠海市委原书记梁广大先生，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非同志秘书陈建华先生，广州市政协主席、原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先生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当年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带。对我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解释和回答。
由于本书的主人公是惊天动地的伟人，关于邓小平的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许多人写了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我从纸媒、网上、图片和音像资料中都做了搜集和阅览，使我受益非浅，借此机会，对这些有幸谋面和无缘相会的朋友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钟华生、张广友、杨帆、袁庚、古风、谭元亨、郭栋、李权时、龚育之、谷安林、林毅夫、黄新华、樊荣强、陈锡添、王文洋、徐南铁、凌志军、蒋省三、雷晓路。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先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先生，广州市委常委陈建华先生，新华社总社副总编夏林先生，《实践》杂志社社长王明勤先生，广东旅游出版社社长李亚平先生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我启发很大。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在新华社的老领导牛正武先生给我提供一手的资料和图片，并允许我来引用。
感谢张沫小姐为本书的采访全程录音并做了整理工作，梁岱江小姐、樊伟强先生、孙玉平先生为本书的录入、打印也做了大量琐碎、细致的工作，我的朋友：何德来、 危伟汉、杨健、凌广志、唐建福、林非、孙泽军、王志纲、江佐中、王海滨、张洪潮、陈进、常厚春、吴亚亮、杨国强、陈辉、张愈升、姚欣耀、张选国。我的同事：王晓宁、谢丹、黎军锦、兰鲜平、周慧瑜、李建钢、张庆忠、陈旭东、李默玲、陈峰早、庞新中、孙耀坤、何国明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帮助。
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高级编辑万炜明先生，作家王志云先生通阅本书，并校正了一些书写中的错误。对他们多年的帮助和此次的支持，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此外，我的家人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时间，让我专心致志地去码字。
限于篇幅，还有很多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朋友、同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一并对他们表示我的感谢之意。
作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论著、论文，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某些地方甚至直接引用了有关学者精彩的论述。对于引用的专著和论文，作者在书中和参考文献中尽可能地做了列举，但由于篇幅所限和作者的不慎，也许有所遗漏。在此，谨向有关同行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中的观点皆属于个人意见，由于水平和资料有限，书中的有些观点可能还有些谬误，因此真诚欢迎读者给予指教。
2004年2月20—4月13日
写于广州天河，无聊斋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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