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代后期世界政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战后持续40 多年的两极格局，以一极的坍塌而告终。
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无定局”状态。这无疑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可机遇只是天时，能否充分利用起来，还得靠人谋。过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均势的“大三角”战略已失去客观依据，现在需要随机应变，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从理论上讲，两极格局结束后，有两种新的可能性：走向一极化或走向多极化。哪种可能有利于中国？过去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又都不依附，居中平衡，为的是独立自主，以“三角”抗衡“两极”。现在两极只剩下一极，更没有必要去依附它。相反，多极格局，中国可以算上一极。
于是，邓小平把原来争“三角”的外交战略调整为争“多极”，并从两个方面去争：（1）继续同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改善关系，保持接触，同时花大力气加强同日本、西欧、东欧三个方面的独立和平外交，利用西方大国间的矛盾，推动多极化进程。（2）继续以第三世界为后盾，同西方大国相抗衡，在多极化过程中逐步加重中国这一极的分量。
1988 年10 月，邓对来访的外宾说：世界由两个大国主宰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这里边包括中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好多国家集团。
日本和欧洲各国都不满意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苏美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这些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接受一个霸主的支配，正是两极对峙的产物。如今两极格局终结，并不意味着一极失败而另一极胜利了。随着苏联集团的瓦解，美国集团也失去了内聚力。既然共同的敌人不存在，有什么必要再抱成一团，受制于一个霸主呢？大家都想分家过日子，不管原来属于哪个集团，都希望建立多种力量并存而又相互制约的多极格局，把自身包括进去，恢复自己的独立“人格”。邓的多极取向，使中国与日本、西欧、东欧诸国在反对超极大国控制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的立场，中国可以放手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的监护和经济上的压抑早就不满。从70 年代初田中角荣任首相起，日本就开始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轴心的多边自主外交。1972 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跟美国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是这两个说了对美国不利的话的人，最先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不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目前它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多，人均则已超过美国。日本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所长吉富胜还推算：到21 世纪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与美国相当，人均则会高出美国一倍。美国从1985 年起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1989年欠外债6600 多亿美元，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金融力量和技术实力两方面，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日本。美国电子协会1991 年发表一份报告说：“日本生产的20 种重要的零部件已被用于美国的武器系统，而其中的7 种只有日本才能提供，别无他源”。如果没有日本生产的微蕊片，海湾战争根本打不了高技术战。日本报刊不无揶揄地说：“美国在海湾危机期间以‘世界警察’的架式炫耀了一番，但它也不得不打上联合国的旗号让有关国家分担军事费用”。日本已公开宣称要敢于对美国说“不”。邓敏锐地捕捉到，日美矛盾的加深会加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分量。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极力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日本政界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的重大问题无法顺利解决；没有中国的支持，日本不可能真正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美国已有人把日本当作它21 世纪最大的成胁，但美国又有求于日本，对日本的一些“越轨”行为无可奈何。因此美国实际上也很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牵制日本的一大力量，美日两国都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对方，中国怎么办？邓的谋略是：（1）同日本巩固友好关系，同美国也保持正常交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居中起制衡作用，构成太平洋地区的“三角”关系。像80 年代中美苏“大三角”一样，中国谁也不得罪，谁都不用怕，倒是日、美两方都怕中国离自己太远，离对方太近，都不敢轻易得罪中国。这样，中国这一极虽然在经济实力上是最单薄的，但在处理亚太事务时，中国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一极，中国随便站到哪一边，另一边都承受不了。（2）在同时与日、美双方交往的前提下，把中日关系放在比较优先的位置。1983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一项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邓对中曾很说：“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中日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中美，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珍惜两国关系。优先考虑中日关系是邓的一贯决策，因为日本对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构成大的威胁，而美国则有可能。中日团结是对付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砝码。有了巩固的中日友好关系，美国要想垄断亚太事务，要想孤立中国都很困难，即使中美关系完全闹僵，中国也有一定回旋余地，例如“六·四事件”后，带头制裁中国的是美国，而最后打破僵局，首先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是日本。
西欧各国对美国的控制更加不满。早在50 年代就有人提出欧洲联合的必要性，以免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戴高乐首先与美国闹独立性，提“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以同美国控制西欧的局面相抗衡。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西欧的经济合作。苏联解体后，两德统一，欧洲联合的步伐加快。1991年底欧共体12 国通过马斯特里赫条约，加快了西欧各国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竭力摆脱美国的影响。西欧的整体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统一后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使它对于西欧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原来维系美国和西欧的纽带松弛，美国难以继续通过“北约”组织维持它在欧洲的主宰地位。如今，法国等国主张以欧共体为中心建立未来的欧洲结构，美国则试图通过改组“北约”，转换“北约”职能等方法来继续它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欧美双方在安全、防务和贸易等问题上出现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尽管美国并不打算惜助中国牵制西欧，但美国对西欧控制的削弱，却为中国打入西欧市场提供了机会；早在1983年邓就提出了“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尔后两、三年，邓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同西欧的经济联系，1985 年邓鼓励意大利客人：欧洲也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是请不要听美国摆布，大胆地同中国合作。西欧的长处是技术，在许多方面不亚于美、日，而且欧洲人对技术转让比较开明。加强同西欧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就不会过分依赖美、日两国，东边不亮西边亮，扩大了回旋余地。西欧同中国不存在地缘上的竞争问题，而中国的大市场无论对西欧还是美日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谁都希望捷足先登。东西两边都开放，都打交道，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中国这一极的作用和分量就不只限于亚太地区，而具有全球意义。
苏联曾粗暴干涉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严重伤害了东欧各国的民族感情；单一的苏联模式给东欧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害。东欧人久欲从苏联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985 年，苏联的控制开始松动，邓鼓励来访的奥地利客人：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的政策，东欧国家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了一定的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是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苏联的解体对东欧国家来说不啻是一次解放，势必向亚洲寻找出路，这等于为中国开辟了又一条对外交往的通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卑于东欧国家，双方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东欧有一些技术比中国强，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在东欧大有市场。同东欧交往虽然得不到很多高新技术和资金，但中国在经济上不会吃亏。政治上，则可以在欧亚大陆上构成一个中国、东欧、俄罗斯的三角关系。中国同东欧、俄国两方面都交往。虽然中国无意把原苏联的“小兄弟”都招过来，也不想同俄国对抗，但东欧人可能更乐意同没有威胁的远东朋友打交道，这对于防止俄国重新对中国构成威胁也是有利的。
第三世界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支超越于两极体系的独立反霸力量。中国过去不算强大，却能同两个超级大国周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第三世界的支持。进入80 年代末，邓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邓选》ⅢP.329）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发言权，增加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分量，在多极化世界中争一席之地，仍然需要紧紧依靠第三世界，借助第三世界的力量，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第三世界虽然穷，但就其拥有的人口、地域面积、战略交通线和海陆资源来说，它在总体上具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欧共体委员会前主席詹金斯曾说：“共同体的繁荣依靠第三世界繁荣的程度，大于依靠其它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西欧原料消费额的1/4，日本的2/5，需从第三世界进口。美国工业消费的95 种主要原料中有68 种需进口，其中15 种全需进口，进口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在一定意义上并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政治上，目前联合国近180 个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超过100 个，加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共同点多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排除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目前的国家体系下，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中国能够代表他们说话。邓反复申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票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即使发达了也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此外，他还紧紧抓住南北问题，致力于南南合作，这本身就是加强中国同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又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代表占世界人口3/4 的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讨论全球问题和国际新秩序。中国本身就不算弱，加以第三世界作后盾，灵活地同西方大国打交道，未来的世界，不管几极，中国无论如何要算一极，而且这一极的分量不会很轻。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这一极有多大分量？最好看看外间世界的感觉：
德国《波思评论报》说：“所有访问中国的知名人士都认识到，没有中国参加，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还有一种世界舆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新的均衡尚未形成之际，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少不了中国的合作”，“中国的确可以扮演更重大的角色”。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