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中国处理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应努力避免两个极端的政策：对抗和结盟。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介乎两极之间最理想的方式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它的精髓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和平友好，但是又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邓以极大努力先后结束了同美国、日本、西欧和苏联的敌对或隔膜状态。但对任何一方，邓都留有余地，不贴得太紧，更不抱成一团。中国同第三世界一向友好，但是不搞成“国际大家庭”。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主动要求中国当头，邓坚决不当。中国同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一衣带水，以亲密友好邻邦相称，但总不同它搞成“势力范围”。邓1979 年访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明显有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用意，但不打算加入美国“政治集团”。访问结束时，只发表联合新闻公报，而不发官方的联合声明，因为这样非正式些，约束力小一点。80 年代末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再不像60年代以前那样“同志加兄弟”了，为的也是独立自主。
这种既交朋友又不过分亲热的态度，可不能理解成对朋友不忠诚，而是一种广交朋友又不丧失独立性的中国式外交谋略。
等距离地对待朋友才能保持更多的朋友。对某一个或几个朋友过分亲密，势必令其他朋友不安，所以不利于广交朋友。如果中国同一个或几个要好的国家搞成一个什么集团，那就意味着同这集团外的其他国家割袍断交，不能再交其他朋友了，而集团内的盟友是否靠得住还是个问题。
和朋友保持一定距离，反而更便于处理同朋友的关系。贴得太近，反受他人制约；使自己丧失许多主动性。相反，离得稍远一点，他还生怕你跑了哩，怕你跑到别人那里，加强了对手的力量。这样，你反而主动起来，用不着看朋友脸色行事。他有什么不对，你还可以批评几句。如果过于亲密，那就不好批评了，一批评就见外。
保持一定距离，约束力小一些，自己的自由度也就大一些。虽然做了朋友，但有所保留，除了保留同第三方交往的权利，还保留批评你这个朋友，甚至在你很不够朋友时离你而去的权利。有所保留就可以自由来往，可以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而不是什么都围绕别人转。
感情上稍微亲密一点没关系，也是难免的，邓特别强调不能搞成有盟约的集团。结盟有三种情况：一是别人更弱，中国作盟主。这样可能得一些好处。但中国可作盟主的似乎只有第三世界，而对这些小兄弟，中国一向的态度是义务感大于权利感。再说这张牌在政治上也许有点份量，在军事和经济上就算不得什么。二是作盟员，别人比中国强大。中国加入这样的集团等于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上了别人的战车，失去自由不说，还要把自己的安全保障托付给别人。这意味着必须看别人脸色行事，一旦反目，就什么保障也没有。三是实力相当，做地位平等的盟友。在内部，义务和权利都是对等的；对外，你可以打我的牌，我也可以打你的牌，互相打牌，抱成一团。这看起来不错，但并非上策。上策是做朋友，但又保持一定距离，保留来去自由的权利。这样主动权就全在我手中。这边不够意思我可以稍微往那边靠靠，那边不够朋友我又稍微往这边倾倾。结果谁都怕中国离去了，别人打不了我的牌，我反过来可以不时打打别人的牌。
不依附于任何人，会不会被孤立？如果中国弱小得一钱不值，势必如此。然而中国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不可以被人忽视的。仅凭中国巨大的市场，就足以令许多国家放弃不得。当然有这些条件而不依附于任何人，要不被孤立，还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谁都不要得罪。不得罪任何人，谁都交朋友，但谁也不依附，保持独立地位，结果会怎样呢？谁都想争取，谁都怕得罪。这样中国的分量就加重了，朋友也更多了。
所以邓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邓选》ⅢP.162）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