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 年到1992 年，14 个年头，反左防右经历了大小许多回合。邓在反复申述两个基本点不可偏废，反左防右缺一不可的同时，至少有三次强调左比右危险。
第一次，1987 年4 月30 日，邓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说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选》ⅢP. 229）
第二次， 1987 年7 月4 日，邓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邓选》ⅢP.249）
第三次， 1992 年南巡谈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选》ⅢP.375）..
左比右危险，不在于它们的后果有什么不同（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也不在于左在历史上造成的恶果令人后怕，更不在于邓三次受委屈均来自左的危险，而在于：左比右顽固，难治，反左比反右难度大。
为什么左比右难治？邓说这是因为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根子很深，要纠正很不容易。
如果按照邓的主张对左和右作点具体分析，还会发现左比右难治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左和右的含义，反左和反右的性质，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和执政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左是放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左的目标指向内部；右是放在异己的立场上说话，反右的目标指向外部。前者是自我否定性的，后者是肯定自我性的。
执政前，中共的首要任务是产生政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时的内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即等于敌我关系，因此反右有自我保存的革命意义。右的错误是立场、方向问题，属敌我矛盾。“左”的错误是方法、策略问题，属内部矛盾，“左”字加上引号，意味着它的性质与右不同。左显得比右可爱，犯了左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犯了右的错误则难以饶恕。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左比右好，宁左勿右。
执政后，共产党成为一国主宰，其他各派力量均处于被领导地位。这时的内外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音的关系，代替了或至少绝大部分代替了原来的敌我关系。因此这时针对内部的反右行为具有两重性。第一，当其所打击的实属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活动时，反右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仍具有革命性。超出这个范围，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即排斥异己力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的左或反右恰恰不是革命性，而是保守性，狭隘性，自私性的表现。这两种性质的反右可以在时间上大致定为：夺取政权之初，多革命性；政权巩固之后，多保守性。但更精确的判定必须借助法律。在没有法律或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反右更多地是第二种性质。当然不排除有些反右活动同时具有两种性质。但从1957 年反右到文革各阶段的革命左派，卖力地反右，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排斥异己党同伐异，保守自身的利益。
相反，执政以后，反左则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进取精神。因为这种革命是针对自身的。能不能反左，敢不敢反左，可以判定一个领导集团是否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多少年来反右容易扩大化而反左总是不能彻底，根本原因在于反左是有自我革命的性质。谁都知道革自己的命比革别人的命难度大。邓以反左为主导思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它遇到寄生在旧体制上的人们的极力反对是必然的。那些拒绝反左的左爷们喊的口号很革命，骨子眼里恰恰是保守，害怕改革革掉了他们既得的利益和权势。
在集权制度下反右相对于反左比较容易也是同一道理。左的危险主要来自上层，有的危险主要来自下层，从上往下反右当然是很容易的。邓强调反左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正是针对上层而言的。就上层来说，左比右容易。上层一左，邓的整个改革计划全都报销。上层也有右的危险，但只要最高领导层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动放弃领导权，他就不会右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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