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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1·20评价毛泽东,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批评毛晚年的错误不能出格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遇到的两难处境是,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批评

  毛晚年错误,显然,要使这“两难”达到“两全”,仅仅从原则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还不够,还有个技术性的分寸问题必须把握好。

  开始考虑评毛时,邓主张要实事求是,客观如实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结果发现1957 年以前,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 1957 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大。1957 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 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1959 年庐山会议及随后反右倾的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文革”十年的错误同“文革”前的十年的错误相比,是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当然毛泽东也要负主要责任。这样分析起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40 多年,其错误竟覆盖了20 年。邓渐渐觉得这样讲太严重了,毛的错误可能讲出来了,但怎么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呢?因此在实事求是上面,邓又加了一条原则,恰如其分。

  恰如其分是个度的问题,数学上叫决定质和量的分界线。就像农民判断年成一样,如果某一年的收成在五成以下,就算不得一个好年成,评价一个人物,如果是好人,他可以有错误,有缺点,但不能超过五成,比如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二八开,四六开等等算好人,而倒三七开(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等等就基本是否定的评价。超过五成的错误,对一个好人来说,就是过度、过分、过火或出格。

  评价毛泽东,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就是说,既要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以便证明现在不那样作是正确的;又须恰当地掌握好正确与错误的比重,使其功绩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如果弄得错误大于功绩,那就是出格,“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等严重后果。(《邓选》ⅡP.284)

  邓明白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比对一般人的评价,如果分寸把握失当,把毛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选》ⅡP. 266),那样,“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邓选》ⅡP.325)

  为了对毛的错误讲得恰如其分而不出格,以保证功绩第一、错误第二的分寸,邓小平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文章技法。

  1. 60 年一起写。评毛的“决议”原计划只涉及建国以来27 年的历史。这27 年,按公认的评价,只有建国初七年是正确的,“文革”前十年的正确和错误各半,“文革”十年是全局性错误。这些错误都不能不写,但这样写起来,很难体现毛泽东的功绩第一、错误第二。后来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 60 年一起写。邓认为这个意见很好。60 年一起写,虽然超出了“建国以来”的标题限制,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邓选》ⅡP. 267)这样就可以相对淡化后20 年的错误,使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2.错误写得概括一些,重点就在正确的方面。后20 年,特别是“文革”十年,错误也不算小。都写出来,恐怕也难保证功绩第一,但又不能不写。于是,邓只好在写法上下功夫,要求把错误写得“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邓选》ⅡP. 261)邓发现,同样是写错误,但写法很有讲究。例如叙述性的写法有利于反映客观事实,但难于保证恰如其分,所以他主张应避免叙述性写法,而加强论断性语言。就是叙述事实,也有个叙述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上的讲究,纯客观的中性叙述显然不妥。3.错误别人也有点份,“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邓选》ⅡP. 260)尽管毛应对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回避‘我们’”。把“我们”也拉进去,似乎犯错误的人多了,但“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邓选》ⅡP. 273)好处之一是让别的人分担部分责任可以淡化毛泽东的错误份量;二是由现领导人主动承担部分责任,批评起过去的错误来,更站得住脚;三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把批评毛的错误变成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反省,使之永不再犯。4.“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邓选》ⅡP. 305)林彪、“四人帮”等人为了夺权需要,利用毛的错误,把许多东西推向极端,或者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于坏事,这样才造成“文革”那样严重的后果。“文革”后果,不能说毛泽东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选》ⅡP. 265)所以要算账,首先应算坏人从中破坏的账。5.“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ⅡP. 265、 273)中国人论人重人品。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主要源于他的个性魁力。如果把毛的错误归咎于他的不良品性,很容意恶化毛泽东,同时对指出错误吸取教训很不利。邓强调制度起决定作用,强调环境对个人的反作用,一方面可以冲淡毛的错误份量,维护了毛本人的形象;另方面为他以后从制度上总结文革教训,开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6.“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但是“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选》ⅡP. 305,271)这也是个分才问题。7.“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选》ⅡP.271)同林彪、“四人帮”所犯的罪行有原则的区别。8.“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选》ⅡP.262)这样,尽管毛犯了严重错误,但不伤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不影响现在的领导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通过以上细致的工作,邓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严肃地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又没有出格,即没有突破毛泽东一生功绩远远大于错误的原则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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