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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8、与施密特纵论天下大事

  1984年秋,施密特应邓小平之邀,第二次访华。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在此之前不久,即8月28日,邓小平已满80岁,但他给施密特留下的印象总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在谈话的每一部分都对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

  经过一阵开场白地寒暄之后,邓小平说:“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但十年至二十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密特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邓小平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施密特认为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十年中的看法。并且认为,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小平把话题引到苏联。“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欧洲形势怎样?”

  施密特回答说:“自从一九七六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SS—20导弹有关。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邓小平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公开站到反对中国的一边,并到处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施密特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扩张主义的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佯,”邓小平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二百亿美元

  (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最府,在波尔布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因此,我们在一九七九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越南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小平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施密特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施密特问了邓小平。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再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施密特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小平说,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大。“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施密特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务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小平强烈地表示反对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处处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当施密特问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时,邓小平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施密特又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小平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小时后,施密特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队和邓小平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邓小平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四百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小平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人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象我这样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职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七十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八十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三十岁以下的人担任,师长不应大于四十岁。”

  施密特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就插话说,他想象五十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小平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五十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当施密特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时,邓小平说:“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施密特表示,中国究竟打算如何从根本上培养年轻的经济管理人员?邓小平说,现在当然要靠中小学和大学。但重要的是把能干的年轻人派到国外去:已经有一万多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在德国大概有一千人。企业自己也培养年轻的经营管理人员。施密特插话说:“我在中国各地访问过程中会见了一些厂长,他们使我感到意外的年轻,比在欧洲的厂长年轻得多。”

  邓小平证实了他的观察并补充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年轻人送到领导岗位上!应当从全国筛选有才干的年轻人。在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会上,我们通过了一系列大胆的决议解决了农业经济问题。新的农业政策已实行了六年,你看到了成果。随着实行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我们将进行一个试验,即把农村的经济推广到城市。当然,城市的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

  “自然,中国今后也必须继续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因为那里生活着我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我们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流入城市。虽然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把很多青年人从城市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他们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欧洲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每年增加七百万人或八百万人,他们都需要劳动岗位。待业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建立了新的企业,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但正是为了这点,

  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具有灵活性。因此,我们也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包括合作企业和私有企业..”

  施密特又提到一般的通货膨胀危险,特别是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邓小平的回答有很浓的乐观主义色彩,他说:“我不相信中国有通货膨胀。但即将通过的关于价格体制和工资改革的决议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通货膨胀问题。”施密特指出,中国领导在今后一个时期会面临一系列更加困难的问题。”但愿你们到时又能得心应手地解决困难!我祝贺你们抓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我知道,我掌握的经济知识很少,”邓小平回答说,“我只是为实行灵活的政策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而实现这个建议是其他人的任务,不过他们在改革中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相信改革是必要的。迄今在执行新政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我是对的。这些成就首先证明,没有我,其他负责人照样能干。我想,三年以后城市的变化也会明显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安,整个方向不合他们的意。要消除他们的忧虑,中国需要三年时间..”

  几天后,施密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阅兵。

  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几十万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讲了七八分钟的话。

  随后,邓小平站在一辆敞逢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军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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