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准备“后事”
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崩溃，其仅存的100 多万军队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再也无力组织系统的防御了。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玩弄“和谈”阴谋，妄图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妄图借天然屏障长江在江南布防，以期反攻。
1948 年12 月31 日夜，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举行了除夕便餐会，招待李宗仁等40 多位国民党大员。便餐很丰盛，但谁也没有胃口下咽。饭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处此国家危机，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有的人以为蒋介石要真的退位了，拥蒋派和反蒋派立即展开了争论。蒋介石憋了半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他大声骂道：“我并不是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有一种心寒的感觉。他原以为在做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的印象。现在他失望了。他认识到，他若不下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
在共产党大军压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倒不如退居幕后，以党领政。蒋介石这样想，于是决定“引退”，便积极准备“后事”。
蒋介石下令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嫡系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江、浙、皖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建立长江防线，以阻止解放军渡江。
蒋介石深知江南决难守住，他要选择一个立足之地，以便在实在无路可走时，还有一处可供栖身之处。他看中了台湾。台湾岛与大陆之间有海峡相隔，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对台湾构不成威胁。为此，他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又让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还把价值3.7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密运台湾，以便对台湾进行长期经营。
一切安排妥当后，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
毛泽东要邓小平负责渡江战役
还在1948 年12 月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无数次地凝视过地图，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现在，这张地图上蓝色的圈圈已经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地，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是分界线，中国决不能搞“划江而治”，不能成为“南北朝”。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如果不是因为革命，他完全可能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长江曾让无数的兵家吃过败仗，造成数次祖国的分裂割据。曹操赤壁惨败，遂形成三国鼎足的局面；由于长江的阻隔，使中国“南北朝”对峙将近百年；唐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换代，长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因为此，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担心长江会影响中国的统一。
早在1947 年7 月23 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毛泽东就有过“叶（飞）、陶（勇）两纵队出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但是后来由于要保证刘、邓大军提前南下，挺进大别山，所以放弃了这一设想。到1948 年1 月27 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配合中原战场作战，电令粟裕亲率3 个纵队，组建一个兵团，渡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毛泽东设想，粟裕的部队可以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以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后来考虑到要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消灭蒋军主力，所以又没有实行这一计划。
现在，渡江作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决定：要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必须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
1949 年3 月5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解放军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 月14 日，中央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作出决定。
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代表中央在会上提出华东区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是饶漱石，邓小平是中原局书记和总前委书记。由邓小平而不是饶漱石代表华东区发言，意味着中央已经过同密的思虑和遴选，将委邓小平以重任：由他挂帅，指挥过长江，直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
邓小平的发言细致而又周全，毛泽东欣然表示赞同，他说：“人事配备，现在就这么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此次会议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陈毅提出渡江补给问题，尤其是兵员补充的困难，说中野缺员5 万，听薄一波讲华北有3 万新兵、3 万俘虏，陈毅要求全部拨给中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这句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这样说过一次。两次重说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中野”整编为“二野”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命令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的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中原野战军遵照军委命令进行了整编，组成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
二野下辖三、四、五共3 个兵团及1 个特种兵部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参谋长是李达。整编后的二野由淮海大战后的不足10 万人扩充到20 余万人，并补充了装备、弹药，积极准备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因为中共中央军委已经决定，集中二野和三野，即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兵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江南富庶之地，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
为适应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下一个大的战役——渡江战役的需要，根据中央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在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时，刘伯承与邓小平研究后，就1949 年1、2、3月的各方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综合报告。刘伯承根据解放军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途，在综合报告中提出了建军中的一件大事，他说：“统率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等的组织，在正规军建设中非常急需，此刻尚未健全起来..今后在江南进行正规军建设中，吸收培养知识分子、专门人才，尤其是产业工人，普遍加强部队文化、政治、技术教育，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为了使解放军能够完成渡江作战任务，以及在渡江后能迅速展开，攻占城镇，刘怕承还撰写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编译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军事书籍。
蒋介石对长江防线很满意
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隐退了，而实际上仍然在行使着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指挥大权。他一方面指使南京政府派代表，假与中共谈判；一方面积极地在长江沿线部署江防，在吴淞口至宜昌1800 公里的地段上，布置了115 个师，70 万人的兵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正以和谈为掩护，积极进行最后挣扎的军事部署，妄图凭借长江夭堑，阻止解放军向江南进军。
就在国共和平谈判开始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他们汇报长江防务情况。顾祝同说：“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 个师25 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共有75 个师，约45 万人。我们已经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蒋介石仔细地看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后，表示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顾祝同继续汇报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海空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待机反攻的跳板。”
汤恩伯就具体作战方案汇报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一、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第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
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二、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南京以东部队，就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三、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蒋介石又问及江面上的具体安排。汤恩伯说：“我们已抽调了林遵的海防第二航队的20 多艘军舰和60 多艘炮舰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安庆地段的江面，封锁江面。为了保险，我们还派了东南军政长官部的技术总队负责在江面敷设水雷，安放水底雷和飘浮雷，在沙滩上大量埋放地雷，共军纵有千军万马，也要叫他寸步难行。”
蒋介石再次表示满意。他说：“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天险。
曹操83 万人马大败于赤壁。我军将士应有当年刘备、孙吴的破曹精神。”
长江天堑是蒋介石最后的希望了。他妄图在此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进行负隅顽抗，保住其半壁江山，好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选择最恰当的渡江时机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等人曾商谈渡江作战问题，决定4 月10 日为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一切工作都必须充分保证。
3 月18 日，邓小平与陈毅从西柏坡回到二野、三野，此时，渡江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3 月26 日，总前委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召集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 月31 日，总前委移至合肥以东。邓小平在这里亲自执笔撰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电报中央。纲要提出，敌人总兵力是24 个军44 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 个兵团21 个军100 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采取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法。第一阶段完成渡江任务，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4 月1 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 月3 日，毛泽东批准实施渡江战役，时间为4 月15 日18 时。
可是，正当百万大军都在迎接4 月15 日这个非凡时刻的到来时，中央军委却于4 月10 日询问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 月15 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这种改变从军事上看是会很不利的，总前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二野、三野的报告，向中央军委报告说：“长江每年阳历5 月初开始发大水，而且5 月的水比7、8 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推迟过
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以筹粮筹柴草。所以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按目前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服从政治斗争之必须，遂于4 月15 日电示总前委，将渡江时间推迟到22 日，并假定若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再准备推迟7 天时间。
不难设想部队对军委这些意见有什么反响。邓小平、陈毅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向军委报告实际上的困难及解决这些困难的建议，一方面对部队，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解释教育。邓、陈二人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作了如下指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在其内部更加孤立。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定更加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在4 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至有大变化。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妥善解决。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邓小平和陈毅拟定的这份产生于4 月12 日的指示，是关于军事政治谋略的好教材，不仅系统地传达贯彻了中央军委近期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而且对中央军委关于在下达推迟渡江至20 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的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的指示并未完全照办。他们认为从正面加以解释渡江推迟的原因，不会松懈士气，故把和平谈判与渡江的关系及推迟的理由，从政治与军事两者相互关系上加以解说，把“底”交给干部群众，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因而得到军委好评。军委在14 日批示说：“总前委4 月12 日指示电甚好，请二、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油盐。”
邓小平在处理渡江时间变化过程中所显示的才能，确实使人深感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确为中矢之语。
4 月18 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拒绝了由国共双方谈判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中央军委下达了4 月20 日正式实施渡江攻击的命令。
百万雄师过长江
4 月20 日，就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国内和平的那一天，渡江战役开始了。
当天黄昏，担任中路突击集团的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半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指战员和船工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登上木帆船，在当涂到贵池一段，乘昏蒙的夜色，首先向江南驶去，发起了多路强渡。中路强渡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亲自指挥。当时，只听见万炮轰鸣，只看见战士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冒着敌人的炮火，以雷霆万钧之势，勇猛冲锋，于当天夜里，就将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撕开了200 多里的大缺口。不到24 小时，30 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长江南岸的广大地区，随即又继续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击。
中路大军强渡成功了。接着由二野组成的西路大军也驰向彼岸：由陈赓统率的第四兵团，从彭泽到马当突破；由陈锡联统率的第三兵团在大渡口至乌江闸之间突破；由杨勇统率的第五兵团在望江到大渡口之间突破。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大家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真英雄真好汉，就在长江南岸见！”喊声震天，相互鼓舞，彼此声援。西路大军遇到的敌人也和中路一样，纷纷溃退，毫无斗志，解放军所遇到的抵抗，甚为微弱。
21 日，汤恩伯亲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就在汤恩伯在芜湖督战的21 日，被蒋介石视为“固若金汤”的东西防线也被突破了。
蒋介石得知我军发动渡江战役的消息时，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军动作是如此之快，他刚一拒绝和约，渡江战役就发动了。在这危难时刻，蒋介石强打着精神，在他“隐退”的溪口这个小镇，发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地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堑，不让共军过江！”“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尽管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当听到江阴要塞失守的消息时，蒋介石瘫倒在地，连吐了两口鲜血..
21 日子夜过后，毛泽东收到大军成功渡过长江的消息，立即以军委名义向邓小平、陈毅发出了复电：“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同意总前委21日午电之部署。”
在总前委的指挥下，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长江，从此横扫千里，蒋军已不再能构成可以抗衡的军事力量。
邓小平步入“总统府”
4 月22 日傍晚，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枪炮声，“代总统”李宗仁在这里度过了“辗转反侧，未能成寐”的最后一夜。4 月23 日清晨，李宗仁就乘飞机逃往桂林。一幕“树倒猢狲散”的闹剧便在南京城里形成高潮。国民党的万千军、政人员仓皇逃离南京。
4 月23 日，邓小平、陈毅得知南京的敌人已完全撤退，仅由民团维持秩
序，估计芜湖的敌人也撤到宣城及其以南地区，粟裕所指挥的东路军第八、十兵团与七、九兵团正在向石埭、浮梁方向前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第四兵团还在望江、湖口地段的长江南岸。该兵团如果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同第三、第五兵团的部队交叉运动，很不方便。必须迅速调整部署。
邓小平、陈毅与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后，立即命令陈赓的第四兵团改沿第五兵团的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第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看情况向东发展。
二野三个兵团齐插浙赣线，先后占领景德镇、贵溪、衢州、南昌等地，把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一刀劈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使我军得以全力包围迂回蒋军嫡系，这为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创造了条件。虎踞龙蟠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24 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人群夹道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码头的里里外外都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南京自此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这儿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又是一个丑剧的舞台。蒋介石之流，力争名夺利，不知在这儿演过多少幕丑剧。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里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面的一座房子，便看见了蒋介石的“宝座”。写字台上的日历，翻开到“四月二十二日”。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
27 日旱饭后，邓小平、陈毅乘车离开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已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
“第二天清晨，邓小平、陈毅被东院的嘈杂声吸引了。走过去一看，地上漫着水；走廊里的部分红地毯也被浸泡着。一问，原来是自来水龙头被不会使用的战士扳坏了，水流遍地，好容易才堵住。
邓小平的脸拉长了，他显然有些激动，立即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的值勤人员留下外，全部搬出总统府。邓小平与陈毅随即也迁移到中山北路、福建路的原国民党“行政院”。
原拟于26 日率二野机关前来南京的刘伯承也为风雨所阻，到4 月29 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联系，不知市政府在哪里。上车后，警卫问：“车开往哪里？”刘伯承笑着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他说：“叫司机一直开到‘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总统府”，很快与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邓小平、陈毅闻讯赶来，三位老战友又见面了，高兴得不得了。
总前委机关与二野会合后，邓小平召集大家研究，定下部队继续追歼敌人的部署。他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所属的第三、四、五兵团，在歼灭了徽州、衢州、上饶等地区的敌人之后，即在该地区开辟群众工作，同时组织轻便有力的部队继续追歼逃窜的敌人。二野三个兵团的主力留驻浙赣路沿线，既向西警戒国民党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保障三野继续入浙攻占杭州、包围上海的作战行动，也是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陈毅留邓小平协助三天
4 月29 日，刘伯承到达南京，他是中央任命的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的到来，自然受到邓小平，尤其是即将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的热烈欢迎。
5 月1 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3000 余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等都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勉励两军的干部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新南京而奋斗。
就在这欢庆会师的歌声笑声中，总前委、华东局又在准备收拾行装了，因为战局发展很快。在4 月29 日上午，驻在常州合作仓库的粟裕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的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都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两个师逃跑。军委在得知以上情况后，电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此时肩上的担子分量可想而知。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国民党投入8 个军、25 个师共20 万兵力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战，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陈毅就此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打好此仗，邓小平、陈毅把刘伯承、谭震林、粟裕、宋任穷等人请到丹阳，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陈毅一行接到军委命令后，赶紧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陈毅和饶漱石、张鼎丞、舒同、粟裕、唐亮、刘晓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发了个电报，其中说：我们留小平同志在宁协助三天后东进。
5 月12 日，淞沪战役打响了。国民党的亡命之徒把上海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和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的防守是孤注一掷，所以战争是艰巨的。我军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在于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在扫清外围之后，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附近的主阵地前沿进行。在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一带，是敌人碉堡林立的永久性筑城地带，子、母堡群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成。每堡每点除利用自然河沟作障碍外，又设有铁丝网、鹿砦、木城、壕沟、地雷等副防御工事，炮火配备很强。加之地形平坦，射界开阔，公路纵横交错，利用机械化部队机动，有战车、装甲车配合，能得到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支援，守敌又比较顽强，对重要阵地总有四五次的争夺，我军要歼敌一个营，需付出1000 人伤亡的代价。因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在月浦、杨行三天激战中，伤亡达8000 余人，这是三野及其前身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少有的事。
邓小平、陈毅在获悉以上情况后，于15 日电示粟裕、张震：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兵团的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
粟裕、张震一面调整部署，一面于16 日颁发《淞沪作战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指挥员加强战场侦察，切实查明敌情，慎重周密地组织战斗。选择敌人防御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的进攻方法。战术改变，战场形势也随之有所改变。23 日，三野获悉上海守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7 个交警总队，据此判断敌军将撤离上海，便下令总攻。战斗虽激烈，但颇有进展。
5 月26 日，第九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在解放军的争取教育下，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等向解放军投降。与此同时，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等地。5 月26 日深夜，上海战役全部结束，敌人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 万人全部被歼。解放军共缴获各种炮1300 门，坦克、装甲车110 辆，汽车1100 余辆。
6 月2 日，又传来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
重点是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
5 月26 日，邓小平政委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进驻圣约翰大学，这里成了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邓小平和陈毅下达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有效地指挥接管和恢复工作，邓小平决定不待上海战后的秩序完全恢复，就将指挥部迁入市区中心区域，同时将从丹阳带来的数千名接管干部立即分往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个重要单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5 月28 日，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办公，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也陆续来到，其他接管干部则按计划分往各处。陈毅就任了新中国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从进驻三井花园起，邓小平、陈毅更加繁忙，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小平总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对上海的恢复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到上海以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他讲了多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这一指示极其正确和重要。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有相当密集的人口和庞大的工业，而人要吃饭，工业要原料，假如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不出乱子才是怪事。
邓小平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
的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邓小平不但这么说，他自己也经常就是这么做的。他和陈毅市长不遗余力地抓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善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通过这些干部去带领广大群众一道前进。
7 月中旬，邓小平离开上海去南京。新的征途又在等待着他了。
培养进军大西南的干部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使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他积极组织残余力量退往华南、西南、西北、台湾等地，企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负隅顽抗。
华南和西南是蒋介石妄图保住的重点区。他不惜血本，将其残部中仅有的白崇禧、胡宗南这两个主力集团，分别布防在这两个地区。为了保住西南这个所谓的“反共堡垒”，蒋介石于1949 年8 月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给他的追随者和残部打气：“今日重庆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下达了进军华南、西南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主力和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等部，担负了解放大西南的重任。
1949 年5 月23 日，中央军委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 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
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南京，立即着手进军大西南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他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
为解决进军洒南的干部不足，邓小平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陈毅的支持。会议将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招收了1.7 万多人，到1949年8 月、9 月间，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局面。
此时，南京这个火炉正好升温。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为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的干部、团员作了5 场报告。应南京市委邀请，邓小平还到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作政治报告，为南京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党课，动员整党。邓小平在南京所作的这些报告内容极其丰富，充分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认为，要认真总结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等大城市的经验。邓小平对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28 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总结了华东解放后采取三步走的做法供西南工作参考。
邓小平认为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与采取对策。他说对胜利一般都容易看到，所以应多看一些困难，找出根源和克服办法，这样才能继续前进。他分析当时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所以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加强农村工作，精兵简政，团结大多数。他指出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工作和办法”。
邓小平对进军西南的意义、办法和态度进行了阐发。他说，解放和建设川、康、滇、贵四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000 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说西南有7000 万人民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上蒋介石的11 年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他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办法：一是搞好内部团结，搞好会师；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要团结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到最后打倒敌人。进军西南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向周围同志学，向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学。
邓小平指出学习革命理论要重在实效。他强调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要把革命理论学好，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的文章看起来很通俗，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很难看出奥妙来。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生主义的全部纲领，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和中国共产党28 年来的经验总结，它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力量、敌人、方法、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对照才能学懂弄通。他一再提示：学习理论是为了“站稳立场”、“学会思想方法”，“理论要在实际当中好好运用”。
邓小平勉励大家要做合格党员和革命的好青年。他把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概括为：努力学习、遵守决议、联系群众、模范作用。他分析党的状况，从总体上讲党是可以信赖的，但从个别地方和分开来说，从一个个党员来说，水准不够的、不合格的党员是存在的。怎样使不合格的成为合格的党员？邓小平说：方法就是整党、教育，党员要接受教育，开展批评，只要言行一致，忠诚与老实，就很容易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教育青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不老实的人迟早要跌跤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他勉励青年，要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邓小平报告的精髓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青年的头脑，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终生难忘。
以老解放区的干部为骨干而组成干部工作团，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干部建设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对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是很有作用的。在邓小平、刘伯承等人的教育、带领下，西南服务团以后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猛打猛追，进军西南
渡江战役后，共产党的部队相继占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九江、南昌、安庆、金华、上饶等城市，以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浙江全部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战线，正在以迅猛之势向
中华大地的南部和西部推开。
要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就要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以兵贵神速的干劲，以勇追穷寇的豪气，一鼓作气，全面出击。中央决定，由第一、第二野战军承担解放大西南的任务。由二野从东向西，由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949 年10 月20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进军，开始进行川黔作战。要打大西南，核心是要拿下四川。当时，西南的国民党部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保住西南，以四川为防守的重点，依秦岭山脉构成主要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而防守秦岭又为其重点的重点；至于川东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势险要，并有白崇禧的重兵防守，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绝不会选择其为入川口。这种错误的判断和部署，注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失利；另一方面，蒋介石已知自己此时处于绝对劣势，为保存其残余力量，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力求避免与解放军决战。
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路；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率领下由陕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为了迷惑蒋军，保证第二野战军从川黔边实行大迂回和大包围的突然性，一野部队对蒋军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陕南和鄂西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进行佯动；刘伯承、邓小平则率二野指挥机关和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隐蔽地向湘西开去。
进军西南是非常艰苦的，行军的路程达4000 里，有的都队如四兵团甚至达到8000 里。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多月的阴雨，加之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前进的道路上又横亘着起伏不绝的山脉，山势陡，湍流多，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由于有华东、华中人民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队物资准备尚好，政治动员深入明确，故二野所有部队士气高昂，不避艰难，不惧困难，以日行100 多里的速度，坚定地向指定目标进军。
11 月1 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及十军，以突然迅速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同时，二野三兵团主力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蒋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解放军在湘西和湘鄂边的宽约1000 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从陕入川的意料，从而打乱了他们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按照刘、邓的指示，二野部队加速猛进。11 月21 日，五兵团解放了贵阳。此时，刘、邓再一次对敌人的行军速度和路线，以及解放军相关的行动，作了精确的计算，从而指挥部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敌人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于11 月24 日占领南川城，切断了蒋军西撤务江的退路。28 日，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3 万余人，宋希濂率残部丢下乘骑、行李，狼狈地步行逃命，于12 月19 日被二野全歼于大渡河两岸。
11 月30 日，刘、邓指挥二野三兵团粉碎了蒋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随即解放了国民党“陪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
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后，刘、邓转而把全力集中在歼灭蒋介石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甫集团的作战上。为了全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刘、邓命令二野三、五兵团于12 月11 日由纳溪、自贡、内江等地，开始向乐山及其以
北地区挺进，至20 日，已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解放军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了口袋形阵地，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部完全被解放军包围。
在刘伯承、贺尤、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于12 月21 日发起了大陆上最后一次大战役——成都战役。刘、贺、邓分析，敌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个方向突围和进行最后顽抗，因此要求部队行动必须十分谨慎，加强纵深配备，组织密切协同，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战场上的事态发展正如刘、贺、邓所料，敌人先是多次发起攻击，企图向西南突围，而后负隅顽抗。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的准确预计和英明指挥，胡宗甫集团主力被刘、邓大军一口一口地吃掉。12 月27 日，成都之敌被歼灭，成都宣告解放。
至此，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整个作战计划基本结束。此次作战，历时两个月，在兄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共歼灭蒋军正规军、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90 万人。
为解放西藏创造条件的昌都战役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英帝国主义及邻国很长时期以来，就妄图把西藏变成置于他们统治势力之下的殖民地。而西藏统治集团的个别上层分子，则与他们勾结起来，利用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人民中造成的不满情绪，大力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活动。当邓小平、刘怕承、贺龙率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们的这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制造了“驱汉事件”，派”亲善使团”外访，任命“外交部长”，积极扩军备战，企图造成“独立”既成事实，阻止解放军入藏。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建设与巩固国防，加强汉藏民族间的团结，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的中共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的社会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人民提出要求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对过去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其坚决与他们脱离关系，仍可任职，不予查究；充分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等。
1950 年1 月8 日，刘、邓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就在解放军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将其主力置于昌都一带，企图凭金沙江之险，以武装对抗阻止解放军人藏。刘、邓果断决定：一方面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一方面命令二野五兵团的十八军在政治争取不成的情况下，于10 月间进行昌都战役，粉碎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入藏的阴谋，促其内部转变、分化，争取整个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继续企图以武力对抗解放军。他们暗害了主动先于解放军进藏，到拉萨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员及广大藏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决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藏活佛格达·呼图克图，这表明他们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为此，刘、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十八军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打开进军拉萨的大门。
昌都战役自10 月6 日开始，经过18 天的大小20 余次战斗，歼灭了昌都总署和6 个代本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大部，共5700 余人，并争取了一个代本和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暗害格达的凶手福特也被活捉。
刘、邓等组织指挥的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促进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转变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军队，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蒋介石的800 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1949 年10 月1 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刘怕承等人率二野等部队进军大西南。1949 年11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邓小平就任第一书记。1950 年1 月8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宣告成立。刘泊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6 人为副主席；邓小平同时就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向酋藏进军。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邓小平多次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部署开展剿匪、土改。城市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等，加快恢复和发展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1952 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担任了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54 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集体。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根据工作分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左膀右臂。
新中国进入了和平时期，邓小平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军事，而以主要的精力去抓建设，抓改革。他以杰出的才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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