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几万人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在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要炸黄河，邓小平已经走了
蒋介百不甘心于鲁西南的失败，他宣布撤掉王敬久前线指挥的职务，任命王仲廉为鲁西南前线总指挥，又纠集起原来鲁西南和新调来的5 个集团军共30 个旅的庞大兵力，分5 路向郓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行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军的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被刘、邓打开的缺口。
为战胜“共军”，蒋介石决心使用一切手段。他让人炮制了一篇所谓《黄河归故势在必行》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又要求把黄河的水位、险情、“共军”动态等情况“天天”向他报告。当这张来自于敌方的报纸传到邓小平手中时，他仔细地读了那篇文章..
“什么‘黄河归故势在必行’？什么黄河水利专家？”邓小平把敌人的报纸往桌上一扔，说：“这是国民党军队想再次扒开黄河堤口，水淹我军。这报道只不过是敌人放出来探测世界舆论的气球而已！写文章的人也不是什么水利专家，他是水战专家，正是蒋介石他自己！”
刘伯承很赞成邓小平的分析。他说：“是这样的，一点不错！战争既讲天时，又讲地利，既讲时间因素，又讲战场上的地理条件。连日大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我军正在黄河边上作战，蒋介石当然想调用他这足抵40 万大军的黄水来参加作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付的！”
此时，大雨正在渐渐沥沥地下着，直下得沟平沟满。黄河从阿城到东明一段河堤，有的地方堤势很险，水位极高，河堤比村庄的屋脊高得多，河水滚滚，奔腾咆哮，听着像半空推过雷车。洪峰一个又一个，河堤岌岌可危。
吃了许多败仗的蒋介石，确实已经制订了如此“奇谋”，随时准备用飞机投下炸弹决堤放水，想用洪水助他一臂之力。
刘伯承一边指挥着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沿堤数万人民群众守堤护堤，一边要李达参谋长在地图上寻找几个最近的高地，作好一旦河堤被掘，便由军队掩护群众逃到高地上去的准备。他还派出“水哨”，把黄河岸边的水位变化情况随时报告指挥部。
邓小平挽起裤脚，两只腿放在半尺深的泥水里。他伏在一张旧方桌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着揭露蒋介石企图决开黄河堤口、淹没我冀鲁豫军民的滔天罪行的文稿。邓小平写道：“蒋介石的罪恶打算是，只要把黄河大堤炸开，让黄水像猛兽般出笼，我军十数万人马将不战自溃，即使在高地上，还剩下一点部队，等洪水退尽之后，他们将发现自己已不是在河南而是被隔在黄河以北，因为河道已经归故了..如果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开黄河大堤，使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付之汪洋，他要对这一滔天罪行负责，他将永远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严厉的惩罚！”
大雨滂沱，刘、邓忧心如焚！他们在忧国忧民忧我军，一旦黄河决堤，堤南的数百万人民，何以得救？一旦河堤炸塌。这十数万军队，向哪里转移？
想到这里，刘、邓进行了紧急磋商。按照原订计划，是准备再多打几仗，多消灭敌人几个旅，以减少跃进中的阻力的。这个行动计划已经中央批准。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刘伯承说：“我考虑要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突然早走，敌人猝不及防！”
刘伯承说：“正是这个道理！要趁敌人合击未成..”
邓小平说：“因为进军本身就能粉碎敌人的合击！多消灭敌人两三个旅，对大局无所影响，多调动和吸引几十个旅，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刘伯承无比喜悦他说：“正是这个道理！你我简直是不谋而合。我建议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现在就立即发报请示。”
电报发出只有3 个小时，中央军委即回电完全赞成刘、邓意见，复电批准刘、邓的决定：不是8 月15 日开始这一行动。而是提前到8 月7 日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这一壮举。
刘、邓大军在悄悄地行动。
蒋介石仍在打他的如意算盘，只要炸开河堤让黄水归故，刘、邓大军就无处可逃。只要把突过黄河的刘、邓军除掉，在陕北、山东继续重点战略进攻，国民党军仍然可以操持胜券。想到这里，他下了狠心，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国人的唾骂，“黄河归故”的战略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雨下得越大，蒋介石心中就越来越高兴。
8 月9 日，正是周末，蒋介石从开封小教堂做完早祈祷，回到行辕，即命令B29 重型轰炸机队起飞，到黄河最险要的地方去投弹炸堤。然而，突然传来情报：”共军”已离开河堤，去向不明..
10 天后，蒋介石大梦才醒
刘、邓大军的突然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错觉。他以为是他的大军压境，“共军”既不敢和他再战，又因连日暴雨，黄河水势更猛而不能北渡，遂只好南逃。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根据这个结论，他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追”。
然而，刘、邓的部署是相当成功的。8 月7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的各路人马即迅速突过当面蒋军的含击阵势，于11 日胜利跨过陇海路，将蒋军主力甩在陇海路北。
在野战军跨过陇海路，向蒋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的途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野战军主力必须在蒋军20 个旅的紧追之下，尽量争取时间，尽快渡过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这“四道水”。
在大别山的老百姓中，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刘、邓大军渡“四道水”的神话：有人说是老天有眼，在8 月里就下了棉花疙瘩一样大的雪，河上都结了冰，解放军就是踏着冰过来的；有人说解放军每人都身背一个葫芦，是飘过河来的；也有人说是突然起了一阵大黄风，把刘伯承、邓小平的几十万大军刮到了大别山。这些传说，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英勇善战的钦佩和敬仰。事实上并没下什么雪，也没背什么葫芦，更没刮什么风，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战员是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战胜了蒋军的围追堵截，硬是用渡船或徒涉闯过来的。
所谓“黄泛区”，是指蒋介石在1938 年6 月下令在花园口、中牟赵口决开黄河大堤，吞没了30 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后，每逢黄河涨水，这个地区就要遭殃，故被人们称为“黄泛区”。这时，黄泛区虽然已经成了“死水”，但仍是一片“汪洋”，除了隐约可见的一些倒塌房屋的残痕，和偶尔在空中飞过的几只野鸭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蒋介石因为错误地把刘、邓大军跨过陇海路，向蒋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的行动，判断为在其重兵的逼迫下，既不能北渡，也不敢再战，只能南退，所以只以极少数兵力在沙河，布防，以阻止刘、邓南渡，而调动20个旅的重兵分路尾随南追，并另派有4 个旅在平汉线侧击，企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8 月16 日晚，刘、邓大军到达了遍地是积水污泥，路途难辨的黄泛区。战士们手牵着手，臂挽着臂，踏进没膝深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迈一步拔一步。刘伯承和邓小平开始时还骑了一段路途的马，但是马脚陷进泥里很难拔出来，他们索性下马，和战士们一起在污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到天明的时候，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菩萨”。炮兵和汽车部队是特别艰苦的。汽车开进污泥里，就是开不走，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走不动，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地扔掉了。
在通过黄泛区的第二天，刘、邓指挥部队急行军30 里，来到了沙河北岸。此时，有些人看到我军已经通过了黄泛区，离紧随的敌人已经远些了，心想一定会让部队歇歇再走。可是刘、邓却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仍然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的接应下，刘、邓南下大军打散了小股敌人，找到了船只，在两小时内搭起了浮桥，又一次赶在敌人步兵到来之前，于8 月18 日全部到达沙河南岸，丢在北岸的只是20来辆不能使用的大车。
我军渡过黄泛区和沙河以后，矛头直指大别山。蒋介石这时才如梦初醒，察觉出了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明白我军决不是什么“向南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地区进军。这对他的威胁非同小可！在慌忙火急中，他赶忙调八十五师和十五师的一个旅的兵力约3 万余人，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先到达汝河南岸，挡住我军去路，并妄图与在北面尾追解放军的20 个旅南北夹击解放军。
军机不容迟缓。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命令部队公开进行进军大别山的政治动员，要求把笨重的武器。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以更快的速度直奔汝河。
狭路相逢勇者胜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中最紧张、最激烈、最严重的一次战斗。
从地图上看，汝河并不是一条很大的河，它不过是淮河的一条支流，河面并不太宽，但水深沉急，两岸陡峭。部队徒涉不可能，而渡口附近的船只，又早已被敌人砸沉和拖走了。
8 月23 日，我军先头部队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立即派人分头出动找船。找了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群众隐藏起来的小木船。靠这条小船，一次仅能渡过一个班。情况那么紧急，我军的千军万马怎么能过得去？当时，
部队正络绎不绝地由北向南开进。最前面的是野战部队，接着是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领导机关以及随队的大批南下地方干部和数以万计从老解放区来的民工。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差不多同时赶到，5 架飞机正在汝河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敌人已在汝河南岸占领了几处渡口，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而跟在我军后面的敌人，也只有五六十里的距离，一天工夫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间横着一条汝河，形势真是千钩一发，险恶万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渡口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了紧急会议。
刘怕承微蹙着眉头说：“现在已近半夜12 点，估计尾追我们的敌人在明天下午即可达北岸，或者更早些。今晚不渡过去，便有受夹击被歼灭的危险！”
邓小平说，“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把你们都找来了。”
屋里静极了，仿佛空气已经凝结，部队指挥员们的目光都聚集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身上，在等待着他们的决策。
刘泊承把手臂有力地一挥，斩钉截铁他说：“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地打过去！”
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刘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邓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 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当邓小平听到有人丧气他说困难时，他当即批评说：“确实是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就是不怕困难，战胜困难！”
第一批强渡的战士们，利用那条小木船和用木头高粱秸扎成的筏子，实行敌前强渡。他们不顾敌人大炮、机抢的猛烈轰击和扫射，终于在敌前登陆了，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工兵立即组织架设浮桥。由于刘、邓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带领战士猛烈地冲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当先头部队在南岸与敌人激战时，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的工兵，又从附近村子里扛来门板、芦苇、秫秸，把门板铺在浮桥上，又铺上芦苇和秫秸，用绳子把它们捆好，结果却被飞来的炮弹打坍了。工兵战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扫射，冒着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勇敢地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把被炮弹打坍的门板再捞转来，来不及用绳索绑好，有的用手拉着，有的跳进水里用身体顶着。大部队就踩着没有修好的浮桥，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声震天地跨过河去，冲向敌人的阵地..
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刘、邓大军已全部渡过了汝河。
我们不是韩信，决不打背水战
8 月26 日晚上，强渡汝河后的刘、邓大军风驰电掣般地来到淮河边上。淮河急流湍湍、波光激滋地横亘在面前。只有渡过淮河，才能进入大别山。
然而，当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待渡地点时，先头部队仅仅找到几只小船，这对于要过河的千军万马来说，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渡一个纵队或者一个旅，连指挥部也渡不过去。
情况万分紧急。刘伯承分析战场形势，“天亮前如果我们不能顺利渡过河去，背后敌人重兵一到，我们只得背水一战，或遭敌人半渡之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势！”
先头部队也有难处。我军进军十分神速，刚打过汝河，连夜就赶到了淮河边，先头部队即使生出三头六臂，准备工作也是来不及的。所以刘、邓并没有深责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把严重的形势告诉他们，并严肃地命令说：“要抓紧抢渡，多派人去找船！整顿渡点纪律，注意保持秩序！”
凌晨两点，刘伯承、邓小平在淮河边的一家农民屋里召开了大军渡淮指挥部会议。
参谋长李达报告情况说：“敌人四十八师、三师、五十八师、七师、十师、六十五师、五十二师和骑一旅，其先头部队共19 个旅，正在我们背后追赶，敌人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我后卫部队五十四团，只有30 多里路，用不着等到天亮，即可能打响。”
此时，左路军三纵和右路军一纵均已渡过淮河，隔在淮河北岸的是大军指挥部所率的二、六纵队中路军。二、六纵队合力作战也只有6 个旅的兵力，要对付敌人19 个旅，又是敌众我寡，我军势孤力单，何况前面有淮河阻拦，情况确实万分危急。
邓小平经过深恩熟虑，他果断明智地分析着情况：“情况十分紧急，时间已不等人！敌人想逼我们背水而战，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不是韩信，决不打背水战！因为被人陷于死地，生不生便由不得自己！我们不是符融，敌人休想击我半渡！”讲到这里，邓小平稍稍提高了声调，十分明确他说：“我意请伯承同志提前渡河，掌握已经渡河的部队，实行展开；李达同志留在这里，继续组织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断后！”
邓小平的话虽不多，但言简而意赅。刘伯承毫不犹疑，用手臂在空中一挥，“好，就这么办！”他指示大家，“政治委员说了，这就是命令！分头去办，立即执行！”
战略步骤一经决定，人们飞也似地离开这座独立农舍，各自投入各人分工的岗位。
刘伯承胆大心细，非常注重实践。天亮时，他发现河水并不很深，流速也甚缓，他立即叫人用竹竿探测，在水浅的地方插上标杆。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浅水道终于探测出来。
刘、邓的千军万马就这样靠徒涉闯过了南征途中的最后一关。
或许正因为刘、邓大军渡淮河渡得奇妙，所以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传说：有人说，当年有一位姓刘名邓的大能人，指挥着千军万马要过淮河，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刘邓不慌不忙，从腰里掏出一个红绸包，包里包的是分水珠，只见刘邓手掐分水珠，淮水自然分成两堵墙，千军万马人脚不沾泥，马不湿蹄，就过了淮河；又有人说，刘邓带着大军来到淮河边上，没船没桥，都不要紧，只见刘邓用字中马鞭一划，淮河上出现一座七彩桥，刘邓大军是踏着七彩桥过的淮河：还有人说，是一阵狂风，把刘邓大军吹过淮河的..
传说并非事实。不过有趣的是，当我军队尾刚刚涉过淮河，刚刚拔掉那些标杆时，敌人的19 个旅就赶到了淮河边。当敌人指挥官得知我军是徒步涉水渡河时，立即命令他的部队渡河，涉水追击。由于不知深浅，贸然下水，结果连敌人的尖兵也葬身河底。我军刚过河不久，上游洪峰下来，敌人19个旅，齐刷刷地摆在淮河北岸，既想造桥，又想修船，很忙活了一阵，半个多月也没过去淮河。
就这样，在刘怕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20 天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蒋军的多次追堵，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抢在敌人前面，进入了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行动。
毛泽东说：总算熬出来了
当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淮河，踏上大别山的土地时，这消息令中共领导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兴奋不已。
“我们总算熬出来了。”毛泽东说着话，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了一口后，他深有感触他说：“20 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甫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说反攻不确切。因为反攻是带有防御意义的，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
毛泽东又说：”刘。邓向大别山前进，开始引战争到蒋管区，脱离解放区作战，利用蒋管区人力、物力，减少老区负担，是由内线转入外线的第一着棋予，这是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一圈，对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说：“刘。邓这次到大别山，他们没有后方，物资困难，人拖瘦了，脚板跑大了，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代价是伟大的，要号召全党全军向他们学习。”
而此时—1947 年8 月30 日，刘怕承和邓小平所率的12 万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在经扶县张大湾，刘、邓召开了直属机关连以上干部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邓小平说：“我们进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线。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动，因为这是把战线推进了1000 里。大别山。伏牛山和鲁西南已形成犄角之势，把蒋介石逼退了。我们挺进大别山，蒋介石兵力捉襟见时。尾随围攻我们的敌人总共是23 个旅，不过15 万人，其中一部分是曾被我歼灭后再补充起来的，要想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是万分困难的。我们跨越陇海，敌人错误地估计我们的行动，事后一直尾追我们，处于被动形势，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
邓小平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中原地方人口4500 万，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中重要的兵库和粮库，我们在这里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使敌人的困难更加扩大。这个地方有长期革命影响，人民受过革命的洗礼。只要我们多打胜仗，方针正确，我们定会胜利。”
邓小平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而提出部队的三项注意事项：第一，敌人一定会趁我立脚未稳，扭住我们，我们一定要站住脚，因为敌人的空子很大，我们抓住机会歼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第二，北方战士到南方生活不习惯，学习一个时期就习惯了，要在这里生根。第三，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担架、粮袜、供给等，要抽调干部，学会去发动群众。
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具体任务，邓小平指出：第一，放手歼敌，提高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第二，大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完成土改准备。第三，熟悉风土人情，学会克服困难的本领。
邓小平最后强调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任务是非常光荣的，这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要有信心，一定站住脚。”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要立住脚，必须重建这块根据地，他们为此而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极端激烈而艰苦的争夺战。
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大别山地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来到这里时，从一些破旧的墙壁上还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曾先后几次退出这一地区，群众受到过反动派的残酯镇压，这次晋冀鲁豫野战军初来乍到；群众仍怀疑解放军能否站住脚。
我军要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分兵占领地方，去，发动群众。刘伯承和邓小平一再指出：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我军到大别山后创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我军必须为此而大量歼灭敌人，迅速展开，使群众认识到，我军有能力站住脚。同时，刘，邓又告诉部队，现在毕竟是物换垦移，时过境迁，群众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所以必须在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用我们的爱民行动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来证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
为了尽快解除群众的顾虑，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刘、邓大军在集中必要的兵力以迎击来犯之敌的同时，积极展开了宣传工作，向群众说明我军已经发展壮大，这次打回来，是在歼灭了敌人100 多个旅以后的战略大进军，我们再不会走了，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
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湿透，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干部们都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并亲自参加抬送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春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20 多天下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刘、邓大军就这样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了群众。群众逐渐活跃起来，与部队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地担负起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陆续建立了17 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站稳脚跟的第一步。
多打胜仗，多占地方
当刘、邓大军初入大别山的时候，敌人的主力被甩在淮河北岸，大别山区敌势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率我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展开。以3 个旅在皖西展开，2 个旅向鄂东展开，9 个旅摆在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一面就地展开，建立地方政权。
这时，尾追我军的敌人23 个旅，也先后过了淮河，压向大别山，以重兵摆在平汉路东侧，阻止我军向桐柏山、大河山地区发展，以一部分兵力实行分散“清剿”，妄图摧毁我军刚刚建立的地方政权，使我军无立足之地。同时，敌人又以“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两个师实行机动，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妄图把我军一举逐出大别山。
为了在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不但站得住，而且站得稳，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我军本着多打胜仗，多占地方的原则，于9 月上旬，在商城以北歼敌一个师，在商城以甫歼敌一个团，在光山附近打击东援之敌一个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把大别山机动之敌全部调动到了大别山以北地区，保证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的胜利展开。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分散和拖走一部分敌人，减轻大别山的压力，建议刘、邓考虑“分出三个旅越（平汉）路西进”。刘伯承和邓小平经反复研究，认为不妥，因为当时除分遣的部队外，能集结的只有7 个旅的兵力，若再分兵势必不利于聚歼来敌和打开局面，从而也不利于大别山区斗争的坚持。刘。邓向中央进行了报告。毛泽东复电刘、邓，热情赞扬他们的“计划很好”，叮嘱说：“你们手里只有7 个旅，不要再分散”，让他们“按自己的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0 月初，敌人以7 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北部的我军主力进行合击，只留下少数正规军防守大别山南的鄂东和皖西。刘、邓抓住了蒋军的这个空当，指挥部队分两路向南突围。刘、邓命令三纵队为突围的东路，向皖西运动，牵制和拖散蒋军留在大别山南的少数正规军，并争取在那里寻机歼敌：刘、邓亲率一、二纵队主力、中原独立旅和六纵队一部，共7 个旅，为突围的西路，到湖北东南部寻歼敌人；而大别山北部只留下一、二纵队各一个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积极迷惑前来合击的蒋军主力。这种用兵及其部署是很巧妙的，就使得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此举不是单纯的消极突围，而是有反击目的的积极突围。
事实证明，刘伯承、邓小平制定的这次用兵谋略是相当正确和成功的。
东路三纵队遵照刘、邓关于“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放手歼敌”的指示，立即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回师皖西，果真调走了旨在大别山北合围解放军主力的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四十八师。这两支军队原本的企图是：追踪野战军的三纵队，与原在六安的四十六师和刚由合肥调至桐城地区的八十八师六十二旅配合，组织对三纵队的合击。当蒋军的这一合击态势尚未形成，六十二旅尚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时，三纵队已按照刘、邓关于重返皖言音，“歼灭分散薄弱之敌”的指示，集中纵队主力，于10 月9 日至10 月10 日，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全歼了蒋军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4000 余人。
而由刘、邓所直接率领的西路，则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战绩。
漂亮的高山铺“回马枪”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一、二纵队主力等7 个旅组成的西路军，迅速抵达长江北岸，在乘虚南下鄂东时，连续攻克新县等重镇，歼灭一个保安团及乡保武装800 人，接着又在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歼灭敌新十七旅大部和五十二师的一个营。仅10 多天的时间，就接连解放了英山、广济、黄梅、武穴、团风、舒城、庐江等重要城镇，控制了300 余华里的江防，形成随时渡江南下的态势。
蒋介石深怕我军渡江，在大部敌军被阻滞在大别山北麓的情况下，急令由黄安、麻城地区尾随我军的敌整编四十师、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急进，企图向我军侧背进攻。敌人的孤军冒进，正为我军创造了求之不得的歼敌良机。
10 月20 日，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地决定调整原计划，先歼灭来敌，再解决棉衣。拟定集中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共10个旅的兵力，在继续采用”拖刀计”的同时，设圈套，给这股敌人杀个“回马枪”。经过侦察，歼敌地点选择在广济西北的薪春高山铺地区。
高山铺系东西长10 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南北耸峙着两座高山，可谓四面皆山了，既险要，又便于隐蔽兵力，的确是个捕猎的好战场。这里扼鄂皖咽喉，自古乃交通要冲。1936 年5 月，红军三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曾率部500 人，在此重创国民党湖北省第七保安团。
刘、邓决定以一纵队在高山铺地区设置口袋阵，以中原独立旅为诱饵，诱蒋军进入伏击圈，以六纵队尾敌向东，从其背后插入，封死口袋。但是，如果敌人一旦发现我军意图，或停滞不前，或改变方向，那么，已到嘴边的肥肉，就有丢掉的可能。怎么办呢？刘、邓自有办法。
10 月24 日，敌人已进入浠水，刘、邓诱敌深入的意图已经初步实现，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各兄弟部队向预定地域开进，构筑工事待机歼敌。10 月25 臼，在蕲春东北的漕河镇发现了敌四十师的先头部队。这股敌人，果不出所料，正是按刘、邓的“调动”而不停地前进直趋高山铺的。这时，一纵已到高山铺南岭一线，与一团毗邻，六纵正日夜兼程向高山铺一带汇集。
10 月25 日晚，敌人的前锋已到清水河。刘、邓派出一批侦察员，穿着各色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一类旧枪，去骚扰敌人，吸住敌人，搞得敌人一夜不得安宁。26 日，天一亮，敌人沿着公路成多路纵队，灰蒙蒙一片，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我军的侦察员们在公路两旁，打上一阵冷枪，掉头就跑，然后，再打，再跑。敌人以为不过是几个土共军，并没有放在眼里，边打边追，毫无顾忌。战士们预伏在大王寨阵地上看得很真切，一枪不发，让敌人继续往里钻。
中午时分，敌人终于被牵到高山铺、清水河一带，钻进了“口袋”里。后面拖着长长的尾巴好像一条“大带鱼”。当敌人先头部队伸到界岭、洪武垴地区时，立即遭到一纵二旅的坚决阻止。但此时敌人仍然未弄清我军的情况及意图，只派了两个排去抢山头，想扫清前进的道路。及至后来，在我军自动火力的猛烈射击下，两个排的敌人全部送命，敌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中了我军的圈套。于是逐渐加大兵力，由一个连、一个营。一直到整团兵力连续发起冲锋。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除了留下一堆又一堆尸体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这时，敌人“武汉行辕”的将军们，还蒙在鼓里，一个劲地打电报给四十师打气说：“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可大胆放心前进。”并派飞机到上空来助威。绕道先到达蕲春的敌四十师师长李振清，还在报话机上催促他的部队赶到蕲春去吃晚饭哩！岂知已入“瓮中”。但狡猾的敌人很快嗅出了气味不对，天一黑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转攻为守，试图伺机突围，可惜为时已晚，逃不出“瓮中”了。
晚上，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我军六纵队，在敌人后面摆了个马蹄形阵势，并渐渐合拢，完成了对敌人的四面包围。敌人为了夺路突围，半夜急忙派出兵力，企图控制来路上的马骑山、李家寨山，哪知几个钟头前曾走过的路，
此时已经全堵死了，遭到的是我军的迎头痛击。整整一个夜晚，高山铺至清水河一带，枪炮声、喊杀声不绝。敌人一度想从二团与一团的接合部打开一个缺口，逃往蕲春去，但被我军顽强有力地阻止。只得龟缩回去。敌人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进行疯狂的挣扎。
刘、邓根据战斗的情况，决定次日9 时整发起总攻击。
10 月27 日凌晨，从报话机中获悉：敌人欲集中主力，预定6 时30 分开始向蜈蚣岭、大王寨一线突围，夺路奔往蕲春县城。纵队司令立即决定提前于6 时投入战斗，以打乱敌人的突围计划。6 时整，我军向高山铺以南的敌人发动猛攻，把逼近阵地的敌人一个营打垮，夺占了敌人阵地。敌人不甘心，又迅速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反扑上来，我军又反攻下去，敌人再反扑上来，来回拉锯，斗了4 个回合，一直到上午9 时。
9 时整，我军总攻开始了。各参战部队由四面八方向敌人压将下来，把敌人的战斗队打得四分五裂，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敌人就乱套了，开始向西渍退。两丈多宽的公路，被大批人马拥挤得水泄不通。之后，就溃不成军，像放鸭子一样，铺天盖地在稻田地、田埂上乱窜。先后丢掉化学迫击炮、重机枪、马匹，以后就连背包也甩了，人踩人，马追马地狂奔。在这个时候，一切火力都用不上了，敌我双方亦转入“长跑竞赛”，像鹰抓兔子，你跑我追。
此时，我军的炊事员、饲养员以及机关的勤杂人员，也操起扁担参加战斗。独立旅一口气俘虏敌人3000 多人，缴获迫击炮、六零炮40 多门，轻重机枪80 多挺，步马枪2000 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跑得最快的敌人被六纵队将其兜获。敌四十师及八十二旅的12600 余人，就这样被全部歼灭。
敌人“武汉行辕”的将军们，并未料到他们的军队会垮得这么快，还从武汉派了几架轰炸机，向我军阵地丢炸弹，又派了4 架运输机，投下许多热乎乎的烧饼、馒头，正好都”慰劳”我军了。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高山铺一仗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军消灭了一万多敌人，它表明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脚，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
蒋介石悬赏活捉邓小平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这可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了。蒋介石眼见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日渐根深叶茂，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上又连吃败仗，大厦将倾，便决心与我军争夺中原。而争夺的重点。首先就是如钢刀一般插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别山。
蒋介石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又调回了10 个旅，纠合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23 个旅，共计33 个旅的兵力，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敌人采用了日寇冈村宁茨惯用而美帝国主义所欣赏的“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我军的生存条件。
对蒋介石的这些手段，刘伯承和邓小平似乎早就有所准备。邓小平满怀哲理地对刘伯承说：“太行山，大别山！我们从太行山头，跃到大别山头上来，这可不简单哪！如果我们在冀鲁豫仗打得不好，我们被逼着退回到太行山，再住在索堡、赤岸、同会、伯彦，解放战争该是个什么局面？可是，我们向南挺进一千里，上了大别山，开始了战略进攻，打乱了蒋介石内战的部署，这下该敌人手忙脚乱了，艰苦和胜利总是结伴而行的。”他平举起双手，向空中做了一个井推的手势说：“我们宁愿再多吃些苦，也要把革命事业推向前去！”
刘伯承非常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东望江浙，西连巴渝；南逼湖广，背靠豫皖。凭高踞险，瞰制中原！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敌心腹地带，我们正像插到这几的一把利剑！”他越说越激动，攥着有力的拳头，犹如握着锋利的剑柄，接着说：“我们这回使他们硬骨在喉，芒刺在背，委员长能不着急吗？”
针对蒋介石的部署，刘、邓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
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刘、邓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三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另一方面则以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军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抄袭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我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军的敌人，又被我军层层反包围起来了。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二计。
一天，一架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银灰色敌机，从南京方向飞来。飞机沿着山岭和山沟转悠着，突然在飞机尾部拉起烟来，过了一会儿，半空里飘起红红绿绿的纸片。警卫员连忙跑去拾起几张，递到刘伯承与邓小平的手中。这些纸片中，有蒋介石的《告大别山民众书》，有《致刘、邓部官兵公开信》，还有..
邓小平只朝传单上瞥了一眼，就风趣地对刘伯承说：“用不着我们花钱，就为我俩白洗了这么多照片！”原来在这张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最高赏格”。传单中说，谁能活捉刘伯承、邓小平，悬赏500 万元
..
“真是奇货可居！”刘伯承逗着笑话说：“想不到我们还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咯！”
“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邓小平一边说，一边向另一张红绿传单瞟了一眼，那是一张《告国民书》和《致大别山国民慰问信》。蒋介石在传单中一边假惺惺发传单慰问大别山的老百姓，一边又采取高压手段，给国民党军队和保甲长的命令是，凡查实百姓通共、容共、给共产党军队送军粮和带路者，一律杀无赦；共军进村给住房屋者，要焚房；欢迎共军者，要屠村..
邓小平说：“敌人对大别山的人民实在太狠毒了。多少年来，他们在大别山者根据地镇压的口号就是：人要过刀，石要过火！至今还张嘴是焚房、屠村、闭嘴杀无赦。”
刘、邓认识到我军进入大别山区后，敌我犬牙交错的险恶斗争形势，估计到敌我兵力过于集中，行动频繁，不少地区会出现拉锯状态，而敌人对老区人民又进行了骚扰威胁，上匪的抢劫以及特务冒充我军，把大别山搅得周天寒彻，民不聊生。想到大别山的人民群众还在吃苦，刘、邓着实心疼。邓小平指示各县委和部队民运部门，要多做工作，动员群众下山，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给部队下了命令，要约法三章，无故鸣枪者。抢人财物者、强奸妇女者，要受到军法最严厉的制裁！不扰民，不言民，严格保护人民利益，爱护大别山区一草一木。
刘、邓治军极严，军令如山。他们常讲，严肃的军纪和赏罚严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依据。邓小平不止一次地从党的路线、政策高度，向干部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创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他强调说，”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在刘7F 的严格要求下，我军在大别山上军纪严明，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遗。不扰民，不害民，用鲜血和生命去解放人民和土地，使大别山成为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自己动手做棉衣
刘、邓大军是在酷暑之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实行的是大踏步的战略跃进，远离后方。当部队在长江北岸完成了战略展开时，已是深秋季节。严冬转眼就要到了，而10 多万将士的身上仍穿着单衣。无御寒棉衣的紧迫之感，压在全军指战员的身上，刘、邓更是急上加急。
党中央和南征大军心连着心。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拍来电报，说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非常关心南征大军的冷暖，正在筹集棉衣，准备调部队护送去。可是，关山阻隔，封锁重重，刘、邓大军是靠强攻才硬打进大别山的，党中央要派骡马送寒衣，该用多少部队掩护？敌人能不前堵后截吗？这该花多大代价，用多大的牺牲，才能护送到目的地？
邓小平与刘伯承作了研究，决定给周恩来复电，感谢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的关怀，坚决谢绝送寒衣来。他们决定就地购买和筹措布匹棉花，由部队自己动手缝做棉衣。
但是，全军10 多万人，住在大别山的小山沟里，到哪里去找这样多的布匹？到哪里去寻这么多的棉花？即便布匹和棉花有了，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多的裁缝师傅？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台缝纫机？困难难不倒人民军队和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军队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刘、邓亲自指挥部队采取战略行动，在长江边上比较富庶的地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解决布匹和棉花的来源，并把弄来的布匹和棉花分到各部队，由刘、邓亲自带头，自己动手做棉衣。他们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自己动手缝衣服
..
一天，刘伯承见司令部的几位参谋用买来的花布做棉衣。就问：“谁叫你们不染就缝？”
“公家没发染料。”一位参谋脱口而出。
刘怕承立即批评说：“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稻草、芝麻秆烧成灰，都是很好的染料。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也要穿一色的灰衣服，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
刘伯承、邓小平还亲自下到部队，指导部队做寒衣，还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如：荷包用勾针，线路要匀要密，扣门要用倒线，裁领口可以比一只军用瓷碗。
在刘、邓的亲自带动下，全军不久就穿上了新棉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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